各位看官，大家可聼好了。咱們今天説的這位人物，可不一般。説他是千古第一人，或許有些誇張。但説他是中國近代史唯一可以比肩漢末曹操，曹孟德的奇人應該毫不爲過。這個人在中國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轉型的過程中，尤其是對中國政體的改造，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沒有他，估計混亂的中國近代史還得多死個數千萬人，也就不可能還會出現一百年前，短暫而輝煌的民國思潮了。可惜的是，由於後來的社會動蕩，也是後來的政權，爲了自己的政治需要，歷史對這位人物的評價基本是負面的，相關的深入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以至於，我們今天中國人對於這位人物曲解甚深，知之甚少。但只要任何人對晚清末年、民國初年的歷史，有過一定的瞭解，都不會認爲這個人有歷史傳言中説的那麽不堪。那他到底是誰呢？
話説，1859年9月中旬，河南省陳州府有一官宦人家喜得一大胖小子。這家人從道光年間開始興盛，三代人多是當地名流，並入朝爲官。其中一位名叫甲三的人，曾和大名鼎鼎的曾文正公有過一面之緣，後來成爲淮軍評定太平天國時的重要將領，官至漕運總督。論親戚，他算是這個小子的叔祖父。藉著家族的名望，這小孩從小家教甚嚴，讀書也相當勤奮，只是大部分時候他頭腦清奇，性格乖張，並不太受老師、長輩的喜愛。最後在1876年的科舉中，他參加鄉試不中。這其中的緣由到底是他自己學藝不精，還是被當作官場勾心鬥角的犧牲品，後來也是衆説紛紜。不過，這件事並沒有掩蓋他的才華。兩年後，因爲在河南特大旱災中屢立奇功，直接讓他獲得了李鴻章的賞識，當時的李鴻章還不是權傾朝野的李中堂。又過了兩年，也就是1880年，他決定棄文從武，投靠慶軍統領吳長慶，並獲得優待。直到朝鮮病變，吳長慶被派去平亂，這給了他一展才華的機會，由此官運亨通。雖然爲人行事頗受爭議，卻在李鴻章、榮祿等大人物的舉薦下，成爲了晚清末期的軍政首府。他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人物——袁世凱。
在今天人看來，袁世凱恐怕是權欲熏心、謀逆篡位、大奸大惡的代表性人物。有不少人甚至把他和三國演藝中的呂布，呂奉先聯係在一起，說他是三姓家奴。主要是因爲袁這個人，在晚清、民國初年和北洋政府，都曾統攬大權，卻從未完全效忠于任何一方。這在堅信忠臣孝子的傳統觀念看來是不可被接受的。可如果我們拋開意識形態上的偏見，細看當時中國的歷史發展，就會發現袁世凱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一位才幹兼備的人物，既有理想和時代洞察力，又不缺現實主義的行動力。這種特點給了他超越時代的政治理性。從他不遺餘力推動晚清憲政的態度上，我們就能夠看出。通過之前在朝鮮擔任封疆大吏，到後來掌管天津這個重要通商、外交關口，袁世凱很明顯在和西方列強的交往中，看清了現代文明，工業化、憲政化、民主化的大趨勢。
所以，他遠比當時慈禧、醇親王載灃，這些當權者，甚至也包括李鴻章、榮祿這些權傾朝野的能臣，更知道政體改革對中國發展的重要性。但與此同時，和同一輩那些奉行理想主義的激進改革派相比，比如康有爲、梁啓超這樣的改良派，也包括革命派的孫中山，袁世凱明顯對社會、朝野的實際情況瞭解更深，這就導致他的做法更務實。比如，他在天津廢除科舉、興建新學的做法，確實為後來北洋、民國時期湧現大批精英人才打下基礎。再比如小站練兵，他刻意地將軍隊私人化，也是民國和平演變的關鍵。雖然這種做法在後人看來，是他權欲熏心的鐵證，也給後來的軍閥混戰埋下了隱患。但不論怎樣，我們如果站在當時清政府的位置上，這個政權是剛剛經歷甲午、庚子兩場大敗，明顯國力孱弱、社會混亂、民不聊生，但在慈禧去世之前權力架構卻依然牢不可破。變革、修憲遙遙無期。如果沒有袁世凱把新式陸軍和朝廷強行隔開，讓皇家掌控這隻實力空前的北洋軍，後來孫文的革命黨在推翻專制統治的過程中，再來一次太平天國那樣的血流成河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這就非常好的體現出，袁世凱這個人的務實性格。他不是僅從理念出發，只要革命就要堅決徹底，而是小心順從時代、民情的需要，能做成哪些事，就先把那些事情做成。這才是能夠逆流而上的要訣。
雖然，他的確有很多人格缺陷，行事作風上也體現出一些專權的傾向，但即便是後來的帝制復辟，袁世凱也沒有想要繼承皇權專制的意思，而是主張類似於日本的君主立憲。就算後來沒有成功，但當時的中國到底更適合採用純粹的共和制，還是君主立憲制，這到今天都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如果當時袁世凱的君主立憲成功，中國是否可能避免走向軍閥分裂的局面，從國力上積纍更多阻擋軍國日本、共產蘇俄的本錢這都很難説。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地是，像袁世凱這種既有人格魅力，又有社會洞察力，並且還能夠將自己的理想付諸於實踐的政治人物，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是極其罕見的。就算是稱帝這件事，面對洶湧的輿論壓力，袁世凱也沒有一味的堅持，看到不對立刻就做出策略調整。從1915年12月12日宣佈進入登基籌備期，到來年3月18號發佈《撤銷帝制令》僅僅一百天的時間，到了5月6號就果斷宣佈辭去大總統職位。雖然整個過程未免貽笑大方，但從重大決策調整的速度來看，袁大總統明顯沒有二百斤麥子十裡不換肩的極端人格。在《撤銷帝制令》中，袁世凱否認自己稱帝是爲了獨攬大權，也明確指出他認爲君主立憲比共和立憲更符合中國民情，但最後一段中“萬方有罪，在我一人”，至少沒有把責任推卸給別人的意思。這份擔當至少不失梟雄本色，足以超越當代絕大多數的偉大領袖。與其説，他左右逢源，權欲熏心，不如說，袁世凱身上更多體現了一種現代政治人物的素質，就是根據社會和民意的反應調整自己的策略，而不是一味堅持絕對的政治理念。這就是超越歷史時代的政治理性，所以才在當時的社會表現得過分另類。而後來的中國政權，無論是民國還是中共，對他這種政治理性的強力批判，又反過來證明瞭我們的文明素來缺乏這樣的政治理性。在這份撤銷令中，袁大總統還表達出自己內心的一個迷惑。他先是説自己本來是應很多人的建議，才選擇“恢復帝制、以絕爭端”，也就是解決民國初年的政治混亂。結果真的準備實行君主立憲時，卻愕然發現完全沒有民意基礎。這種矛盾的表述，就體現出袁世凱心中的疑問。爲什麽對於君主立憲這件事的民意走向，會和他的判斷截然相反？這也是從古至今衆多政治決策者，面對中國社會固有的一種困惑，就是只有少部分過度參政的人會爭權奪利，卻很難激勵起普羅大衆的發表他們意見，結果讓符合民意的理性決策變得異常困難。孫中山的兩次民國政府也都面臨類似的困境。相比而言，袁世凱對中國民情的觀察似乎更加實際。他的君主立憲或許比共和制更能通過經濟紅利和訓政，在初期激發民衆的參政意願。
所以說近代中國史體現出的一個教訓是，政治理性相對於一個領袖來説固然重要，但對於社會普通人來説更加重要。因爲只有普遍理性的民衆可以對不理性的當權者形成最大的抵制壓力，同時也能幫助相對理性的政治人物獲取民意，實現可行的政治理想。普通人的政治理性說起來並不複雜，就是在社會危機出現之前，能夠主動、清晰且不激進的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可這種政治理性無論在古代，還是在今天的中國社會都是稀有之物。從古至今，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大特徵是，大部分人絕不參政，而有少部分人過分參政，這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和鷄生蛋蛋生鷄的問題一樣很難判斷。多數人根本沒有相對理性的政治意識，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很多人都説是兩千年的專制王朝塑造了這樣的民意特徵，但我想要問，這個長達兩千年的專制王朝又是誰促成的呢？
咱們可以設想一個簡單的現實場景。一家三口，爸爸、媽媽和孩子，討論晚飯吃什麽的問題。這就形成一個最簡單的社會政治。即便生活習慣很接近，三個人也必定會有偏好差異。比如爸爸愛吃肉，媽媽愛吃菜，孩子愛吃甜點。那麽最理想的一種政治運作方式，就是三個人都把自己的偏好準確表達出來，然後尋找一個有規律可循的折中方案，彼此妥協，達成共識，皆大歡喜。比如可以每頓飯肉、菜、甜點，三種食物等比例安排，或者一頓吃肉、一頓吃菜、一頓吃甜點。但是如果三個人中有一兩個人無論出於什麽樣的原因，謊稱自己無所謂，沒有偏好。這就會對最後的決定產生影響。比如，爸爸媽媽不做選擇，結果就導致孩子每次都會選擇吃甜點。這個時候，爸爸媽媽的偏好就會被嚴重擠壓。久而久之，孩子就更加不懂得尊重父母的飲食偏好了。於是有一天，爸爸實在忍受不了，對兒子惡言相向：“你太不懂事了，不知道我喜歡吃肉嗎？一點不知道尊重別人。”這個結果，我們可以視爲一次失敗的政治運作。可實際上，造成這種問題的根本原因，不僅僅是孩子過於霸道，更多是父母在一開始故作高尚，沒有準確、清晰、理性的表達出自己的偏好。結果，這個家庭的共識就不可能是公平的，最後看似是孩子的不懂事導致父母必須用激進的方法表達自己的訴求，其實父母自己的責任更大。孩子相當於最終的掌權者，父母相當於一開始拒絕參政，最終遭到權力打壓的普通民衆。
一個社會的運作當然比這個例子要複雜很多，基本的大意是區別不大的。如果在權力過大以前，大部分人都有足夠的政治理性，表達訴求，限制權力，那也就不太容易形成某些人過分參政，導致其他弱勢群體説不出話的結果。最近在唐山發生的打人事件，也是民衆缺乏政治理性的一個典型案例。我們這裏主要説的是，餐廳裏那些默不作聲的吃瓜群衆。其實打人事件的本質是男性惡徒將自己的人數、力量優勢，轉化成了對女性弱勢群體的權力優勢。如果意識到這一點，那麽在場的任何一個人都應該立即想清楚，自己在多數情況下也屬於弱勢群體的範疇，也是遭到權力打壓的對象。在當時，弱者制衡失控權力的唯一方法，就是儘快聚集在一起，形成人數優勢。我數過參與打人的男性一共有五個，而其中一個還是以勸架爲主，可餐廳內外剩餘的男性加起來有11個人，加上四個被攻擊的女性，數量是15比5，也就是3比1。在這種情況下，不説所有人都站起來拼命，只要在場一半以上的觀衆站出來保護被打的女子，這起惡行事件都不太會發展到最後的程度。
這就涉及到現代文明社會中的一大主流政治觀念，就是將和我處境類似的弱勢者共同視爲我應該維護的對象。可是如果，大多數人在權利被侵犯的情況下不吱聲，甚至有人站出來大家也置若罔聞，明哲保身。那下次同樣的問題落在自己頭上，境遇只能更悲慘。這就會讓政治運作失去理性的可能。而且當不得不直面失控的權力時，暴力、極端的對抗就變成了唯一的理性選擇。所以，在缺少政治理性的社會，一旦一部分人得勢就很容易走向極端，變成災難的締造者，或者新一波壓迫民衆的掌權者。
從袁世凱的《撤銷帝制令》，我們就能明顯感受到他作爲一個跨代政治人物的迷茫和無奈。和很多當權者一樣，他在人生某個時期或許也對權力產生過一些不切實際的眷戀，但是他並沒有完全失去政治人物應有的政治理性。可即便是才能出衆，他也沒有辦法及時激發廣大民衆的參政熱情，除了浮在表面那些過分參政的人之外，他根本聽不到中國社會普羅大衆的真實想法。最終只能按照自己的想像做出時機錯誤的選擇。後來的民國時期一定程度上也繼承了同樣的問題。所以説，無論領袖是否有政治理性，無論當權者對社會政局的判斷是否正確，都比不上民衆普遍有政治理性更重要。台灣民衆也是經過數十年的艱難探索，才逐漸意識到政治理性對自己至關重要。不過，現在回看北洋政府，問題重重是事實，但它也是中國歷史上少有能夠平穩過渡的政權。至少當時袁世凱領銜的政府，還是相當尊重地方自治、言論自由和科學發展的。經濟有過一段爆發期不説，中國多所著名學府都是那個時期建立起來的，和袁世凱本人也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不説別的，就拿北洋政府時期數百間的民間報社數量，都知道那個社會的言論自由，比後來的中共政權不知要好到哪裏去了。
我們無意為任何人洗地。但更加理性的觀察歷史人物會給我們當前的決定帶來智慧。與其等待、祈禱一個極端政權將權利歸還給我們，不如從自己做起盡可能地尋找屬於自己的那份政治理性。
有人説八九民運要是再晚一年或者兩年也許就能成功，因爲1990年和1991年是東歐共產黨分崩離析的年份，中國可以搭上這趟車鏟除中共的。但是爲什麽韓國在1980年光州運動失敗後，在1988年還能成功的推翻獨裁實現民主，韓國沒有等到1990年或者1991年就成功了。中國八九六四之後爲什麽沒有再次掀起學潮，同樣的年代爲什麽韓國成功了而中國卻失敗了
先聲明我不是幫中共講話
就我學到的部分
民主需要富裕的經濟才能支撐(常規來說)
但1989年的中國人均GDP只有406美元
除非像印度或18世紀的美國這種少數反例
否則根據現代化理論學者的說法
一般認為要到工業化後期再民主化比較理想
也就是人均GDP達到6000~8000或8000~10000美元
中國目前已經達到這個區間進入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沒辦法找到讓經濟繼續發展或釋放社會矛盾方法
從這方面看起來會很危險
這也就是為什麼中國需要一帶一路
不对，中国目前没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尽管目前中国的社会矛盾比较尖锐，但是由于习近平政府采取了新的政策，比如共同富裕 和 退回计划经济和毛时代，这些措施从客观上可以缓解目前尖锐的社会矛盾。
中等收入陷阱是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也无法继续发展，目前中国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而且中国的经济复杂性也是高于一般新兴市场国家，所以从客观上讲，中国经济的复杂程度的跃迁是可以实现，也就是从半边缘区到核心区的跨越（中国在一些关键技术，比如单晶炉，光刻机已经取得了突破）
分析问题首先要保持客观理性的态度和清晰头脑，不能预设立场，尤其是政治立场，一旦预设立场之后，你的分析必然会出现偏差。
“退回毛时代…客观上可以缓解社会矛盾”
“光刻机出现了突破”
原先以为你只是充满浪漫主义理想的左派 现在才发现你是睁眼说瞎话的中共五毛
当政府，法律不能保证社会公义，那么唐山事件中若出现见义勇为那也只会沦为聚众斗殴，最终面临公安部门以及涉黑团伙的秋后算账
據說在中國，正當防衛的判罰很迷
有些犯罪者哪怕是入室犯罪，只要受到一些輕微的抵抗，那麼它的最終受益可能比犯罪本身還要高
估計這也是唐山事件中多數人不敢出手的次要原因之一
果然还是文昭讲话题更精炼 前面前缀铺垫过度了
不能將民眾不出頭的責任，放在民眾的身上，這是中共政權有心有策略地做成的，見義勇為不但不被鼓勵，反而會被政府懲罰，如當年上海有一個年輕人去攙扶跌倒的老人，反被老人反咬是年輕人推倒他的而索賠，而荒謬地法官判年輕人有罪，因為法官認為如果不是年輕人推倒老人的，年輕人是沒道理去做好心扶他的！而到最近的唐山打人事件後，網上也廣傳了一個公安發的視頻，一個女公安警告民眾如果被惡棍攻擊，就不能還手，旁人也別幫手救人，因這就構成群毆，還手或幫手的人也會被控群毆或尋釁滋事罪的。因見義勇為，會發展成為對政權不公義壓制剝削的反抗，當然政權要防患未然的預防性的先打壓，久而久之，這就形成社會風氣，全民都變成怕事順民，就算移民了去民主歐美國家也維持著怕事心態。
确实我也才想起来，实际上要是帮助被打女性的人多了或者与打人者人数相当很大概率所有人都会被群殴处理，即便只抓所谓的“首恶”那也不可能只抓打人者的。因为到那时就不分打人者和被打女性还有上去帮忙的人了，因为无论谁至少要算群殴，而且也不是打不还手就行的。警察要想早点下班回家或是好几宿没睡觉而判断不出来谁理亏谁有理时，这时候要是被打不还手的人与对方调解不成还是要关人的。
而普通人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更是犯了當今的禁忌，不是已明令不能妄議中央嗎？
袁世凱那個時候 的民情不參政，我認爲很大程度上是 根本沒有形成 民族意識，滿清殖民近三百年，只有局部的鄉紳自保，小商會，整個江湖一片散沙，民不知有國，國不為民立，這種時候推行任何形式的憲政，都很難。如果有比較好的地緣環境，袁世凱或許有機會 慢慢 與其他勢力達成平衡，隨著知識的推廣，讓民衆覺醒，這樣 任何一方想獲得優勢，就自然要討好民衆。反正那麽複雜的政治環境，恐怕誰也解釋不清到底什麽原因了。
促成清帝退位，將滿清帝國的領土和其它權益讓渡給中華民國，是袁世凱對近現代中國的最大影響。沒有這個成功的行動，革命黨大概率會被北洋軍擊敗。即使後面的內戰革命黨最終能勝，也是赤地千里的局面，而且滿蒙回藏多半不可能跟革命黨的政權走
这文章写的太偏了，就是强行把民国时期的民主斗争成果往袁世凯脸上贴，把所有功劳往老袁头上套。其实只要一件事就能反应老袁的政治高度了，不是那个什么复辟，而是关闭中华民国国会，不管你是共和制还是立宪制，没有立法机构还算哪门子的宪政体制。袁世凯之所以复辟可不是为了什么君主立宪，就是为了中央集权，他落得现在的名声绝对不冤。
每个人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勇于承担那一点点的风险。像微分dx一样。
袁世凯在清帝退位的过程是有功的，这个不可否认。但是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的目的不单纯，他的目的就是要权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袁世凯是彻头彻尾的权力主义者，跟民主斗争没有关系。
一切政治制度都是为经济服务的，政治制度的创立和改变也是为了符合经济制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如果我们单看政治制度，不去了解底层的经济逻辑，那么我们当然看不懂为什么有的国家可以搞出民主制度，有的国家就是搞不出来的原因。
民主制度的建设是需要前提条件的，这个前提条件就是经济制度，纵观世界历史，实现民主制度的国家多半是首先实现了贸易立国的基础，商人阶层具备统治国家的能力。从中世纪的弗兰德地区严格的行会组织，再到 威尼斯共和国和热那亚共和国的商人寡头政治，甚至到汉萨同盟的完全商人治国和商人联合体，这些都是商人阶层治国的典型案例，也只有这些地区才能产生成熟的商人控制国家的团体，民主制度的本质就是商人治国，它不同于中国的官僚治国体系。‘
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发展出一个强大的商人阶层，那么如果没有强大的商人阶层（就是 所谓的 资产阶级），又何来民主制度呢？一个强大的商人阶层诞生之后，那么它们就会使用它们的力量砸碎官僚垄断的政府权力，然后设计一套完全有利于商人阶层的政治制度，即所谓的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限制的就是政府的权力，或者说是官僚的权力，而放大了商人阶层的力量，底层民众不过沾了商人阶层的光而已。三权分立和代议制极大地分散了政府的权力，使得以前的大政府变成小政府。商人和企业获得了极大的权利，也逐渐地从经济层面控制了国家的命脉，把权力关进了笼子。
是的 袁世凯可能确实是权力主义者 但依然是难得的政客
其实拿现在美国对华赦免关税这一个例子也可以说明问题，如果你用情绪化的非理性的思维去思考，你当然就会认为这是美国统治集团所谓的“绥靖”政策。然后呢？不过又是骂一通美国的“左派政客”或者所谓的“左派政策”罢了。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实际上，不是美国愿意对华赦免关税，而是美国为了自身利益必须这么做，美国当前的通货膨胀十分高，它必须对华赦免关税来缓解它自己的通货膨胀，它就算不愿意这么做也得做，不做不行。
这就是情绪化思维和理性思维的差异。
关于唐山事件，在场大家或许不是没有政治理性，或许大家只是不敢赌上身家性命和黑白两道通吃的恶霸打一架。毕竟秋后算账中共国敢说是第二恐怕只有北朝鲜敢说自己是第一。
按照中国的国情，就应该实行君主立宪。
但是历史进化论当道，普遍认为民主共和就是比君主立宪先进。好不容易“共和”了，袁再“倒退”回君主制那也是不合当时潮流的。但是我们以现在的观点来看，或许君主立宪之后中国真的就和现在不同了呢。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不过，目前主流对袁世凯的评价我个人认为确实不妥。
《中国误会了袁世凯》，“”顶层亡清”
真的对我影响挺大的。 看完之后就再不认同“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的说法了，反而认为他在孙中山还在干托盘的时候贡献最多。
即便现在别人不怎么认同。
（抱歉，跑题了这么多）
原来枭雄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但我的妥协会不会让别人认为我在表现懦弱呢？我也希望双方各退一步而不是我退一步别人得寸进尺。
在张口闭口的“马太效应”张口闭口的“丛林法则”的社会里“不明真相”的我能做的就只有什么也不做，因为谁都在强调自己是正义的，我还从内没见过有哪个个人或执政党说自己就是坏就是邪恶的。 （共产党也是）
所以在大家都声称自己的是正义的情况下，我只能去看谁的正义被仇恨和偏见主导的更彻底来不认同谁。
但是呢，要区分一个人是想“搞清楚真相”与“不作为”之间的区别还是很困难的。
舆论之间的表态，不就是看谁说的更极端、骂的更难听嘛？
唐山打人过后一如既往的有人质问“要是你身边的女性成为受害者你会袖手旁观嘛？”
男女老少们当然会说大家都听过的表态的话或谴责的话，毕竟谁没有正义感？谁不是在强调自己是理性的？但是下次再发生类似的事还是会优先考虑保护好自己身边的女性。
你可以说我是在明哲保身，可假如除了我身边了解我的人以外，其他人都认为我不是上去帮人帮忙的，而是与施暴者一伙儿的，那么你认为我的遭遇能好到哪去？
假如连我身边的人都受不了别人的追问说了一些过激的话你认为舆论会对受害者身边的关系人以外的人不管是不是上去帮忙的人嘴下留情？
我很清楚自己是弱势群体，所以向优先保护好自己身边的人。而且一旦蒙圈了就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出面的，就不清楚什么话说了什么话没说，什么事情做了什么事情没做，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也容易搞混先后顺序。警察问起来的话最大的可能性是一问三不知。也不能寄希望于现场其他人看到我劝架了而没有把自己联想出来但没有发生的事说出来。
顺便说一下留置室，假如有人被打了并且全程没有还手。但是在和解的时候，认为对方给他赔偿太少了而不满意，那么警察是可以以不配合不和解为由把他关到留置室里的。不过放心这不是拘留所所以不会关太长时间，至于会不会罚款视情况而定。
我不喜欢烈士的原因是因为人们对他们只有正面评价没有负面评价。可我自己也不喜欢做出来的事被人误会不被别人认可以及做出来事都是正面评价。
你看这很矛盾对吧？并不是每次见义勇为别人都会做正面的评价。（这也很不现实）但是自己不想被当成烈士歌颂，而一旦有负面评价承受相应的误会的风险自己却不太愿意承受。
这个观点太有意思了。重新认识袁世凯，真的眼界大开。
抛开时政和这些个历史人物，君主立宪制在那个当下的确会是更好的选择，一方面参考现在君主立宪制国家和目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国情，一方面考量两个时代接轨之间需要的“文化软着陆”。没有说当下的国情适合怎样的选择，当局者迷，而且出现了根本看不懂的事情：共产主义国家正在缔造另一个皇帝，这一单一现象背后所阐述的问题怕是比清单还要长，长得让人绝望，但如果作为君主立宪的契机，不是坏事儿。
但让我们来承认一个事实，在心理上，我们还不够成熟，希望有谁来拯救我们，带领我们，为我们遮风挡雨。而结果上看，这份愿景换来的是一种僵化和不自由。自我检讨之下，我觉得自己应当有胆气，去承担属于自己的那颗子弹。试问，当人们无有恐惧，同时也富含理性和远见之时，有心之人要怎么钻空子呢？虽然我更希望死于车祸，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车：为自己喜欢的事情而死没有更好的了。如果说我不怕死，那一定是在骗你，但如果说恐惧能让我却步，那也不是一定的，毕竟梦想和明天还是很诱人的。
懦弱不是错，那是天性，也是人为。但懦夫被奴役，似乎是情理之中的结果。
如果勇气还没有来到，请让我至少厌倦逃避和恐惧吧。
有人说民主和共产是相互矛盾的，也有人说两者其实都是奴隶制度的新衣，似乎让人有得选，实际上没得选。但鄙人看来，民主和共产是承前启后的关系。当民主到了极致的时候才是共产精神出场的时候：个人发展的完善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发展离不开教育，而每一个社会阶段需要的人才也是不一样的：建国需要大卫这样的勇士，而发展安治则需要所罗门这样的智者，他们彼此应当有眼界，欣赏对方。但是无论是民主还是共产，都需要建立在良好的态度之上：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自我检讨的勇气。
但是放眼望去，10年的美国生活给我的感觉，这个时代的我们并没有准备好民主，更别说共产了。而当下世界格局好似一盘臭棋，谁下谁倒霉。为什么这么说？美国的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不是通过投票选出来的，国内我就不说了，大部分领导人都默认百姓于鱼肉。人民的生产力是诱人的，而大家都想搞点快钱，而愚钝的人们给了心术不正的人不劳而获的机会。毕竟制度就像ERP系统，出问题的大多是玩不转系统的人，和心思太多的人，而不是系统本身。任何结构都能产生独裁和垄断，其根本原因是人性的怠惰，而这是无论多少血与泪都没有办法洗去的问题，人们必须深刻检讨自己，时刻警醒，与自我斗争。外部的硝烟没有意义，因为按照这个时代的生产力而言，那终究是就是无法面对自己的副产品。
最终，人们需要的是帮助和辅佐，让他们醒来，而不是一个可以盲从的领导人。想到这里，我便可以安下心来，无怨无悔的回到人们当中去，去做现在能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