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才一年时间， 就把一个欣欣向荣， 充满自信， 受人尊敬的美国， 糟蹋得面目全非。 国内， 除了通货膨胀， 边境失控，罪犯横行，它正面临着宪法危机。民主党对美国的危害已经不仅是它的过头的左倾的具体的政策， 而是企图在根本上推翻二百多年前建国之父立下的宪法和治国原则； 对外，美国正陷于深重的外交危机， 阿富汗的慌乱撤军只是一个得到暴露的明显的例子，还有潜在的，未决的乌克兰，台湾，伊朗和北朝鲜问题，使美国捉襟见肘，穷于应付。这些还只是现象，外交危机来自它错误的战略思想， 这是我今天想要谈的内容。 应当说内政外交问题的根子是一个， 这点我们最后会谈到。
共和党主政的八十年代可以说是美国的内政外交的全盛时期。前八年， 在里根任期内， 美国在经济，军事，道义上压倒了“罪恶的帝国”苏联； 接着在老布什任内， 苏共解体，举世同庆， 似乎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千秋功罪，成败胜负，最终写入了史册。但事实证明， 这个结论下得太早了。美国是到了巅峰状态，但是因为其模糊的战略思想，就成为走下坡路的开始。自原苏联解体后，美国的外交政策似乎迷失了方向， 这对世界的格局已经产生和将会产生许多必然的后果。
美国和西方没有理解或不愿意承认俄国和苏联的根本不同
九十年代初期，苏联不仅解体了，俄国还正式放弃了共产主义， 但西方并没有真正地理解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 我在去年9/18的一期题为《借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探讨苏共和中共不同归宿的缘由》的节目里曾指出，“俄国与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决裂是相当的正式和彻底的。 原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解散了苏共， 俄国第一任总统叶利钦退出了苏共， 俄国现任总统普金的政党是统一俄罗斯党。” 文章还指出，2017 年十月革命一百周年， 俄国没有官方的纪念活动。俄罗斯用沙俄帝国的三色旗代替了苏联时期红色的锤子带镰刀的图案的国旗。俄罗斯在莫斯科中心建了新的纪念革命中受害者的东正教堂。
所以苏联解体后的俄国， 已经不是西方“不共戴天”的仇敌。 信奉马列的苏共， 是以消灭私有制为己任的；放弃了马列的俄国， 就成为以东正教文明为基石的国家。 虽然和西方的地缘政治上的矛盾依然存在，但在本质上已经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明智之士都可以看到， 在整个世界的政治体制中， 俄国和西方的共同点是多于它们之间的不同点的。 在美国， 最近几年两党越来越多的人似乎认识到美国的主要对手不是俄国，而是中国， 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真正的原因， 不是俄国经济力量的下降， 而是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共产党国家了。 别忘了， 俄国还是拥有强大的核武装力量的， 要是它的目标还是要消灭资本主义， 他就还应当是美国的头号敌人。
北大西洋条约组织是二次大战后的西方为了抵御苏联的扩张和侵略而建立的。 苏联解体后， 与北约对峙的华沙条约组织解散了，俄国势力范围的大大缩小了，俄国和西方的“边界”， 从原来的东西德边境，朝俄国方向倒退了数百英里。这本来是西方和俄国坐下来协商和讨论，如何保持欧洲和平的大好时机。 但是北约继续向东扩张， 是否明智是大可商榷的，这是其一。
就是扩大北约， 界限在哪里， 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关键问题。 以前提到亨廷顿的文明断层线（北起俄芬边境， 南至亚得里亚海）。 在断层线以西，是基督教文明， 所以波兰， 捷克，波罗的海诸国 要和西欧抱团，有历史文化的缘由， 也就不做非议。但是乌克兰的情况， 就比较复杂，文明断层线从乌克兰穿过， 西部多信奉基督教，东部多信奉东正教， 有许多俄罗斯居民。 再看历史上俄罗斯及乌克兰(还有白俄罗斯) 的共同前身是基辅罗斯， 它们在文化上是息息相通的， 这是其二。
最近 （2021-10）访问乌克兰的美现任国防部长奥斯丁公开表示，如果乌克兰要加入北约应给予考虑。每个主权国家， 特别是像俄国这样的大国， 都有基于地缘政治，切身安全利益的考虑。 北约不是一个经济组织， 它要把导弹，火箭架到俄国的鼻子尖下，普京能不急吗？此其三。
北约的地理范围扩张是一回事，更为重要的是，它会采取什么行动， 这是已有前例的。1999年， 北约未经联合国的同意， 以人道主义为理由， 单方面军事干预当时南斯拉夫的科索沃地区的内战。 我们这里不去讨论南斯拉夫内战双方的是非曲直。本人的看法， 一个多民族， 多宗教的南斯拉夫， 已经分裂为六个国家， 再加一个科索沃， 也未尝不可。 但问题是， 它不应当靠外来的干涉。 北约的军事干预，已经超越了它的宪章规定的军事防御的宗旨（resist armed attack）， 变成了一个国际性的警察行为。而且， 按照亨廷顿的见解，大凡文明之间的冲突和调解， 应当由代表这个文明大国参与， 才会事半功倍。 也就是说， 在牵涉到东正教国家的冲突， 如南斯拉夫时， 应当对东正教文化的领头的大国， 也就是俄国，显示应有的尊重，让俄国积极的参与进来。 更不用说， 俄国还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还是一个军事大国。 但是北约和克林顿的美国政府毅然决然地采取了单方面的军事行动。这是美俄关系真正恶化的开始，此其四。
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解释过核心战略利益的概念。 所谓核心战略利益是那些你愿意为它战斗到死的地域。 他认为在乌克兰问题上， 俄国是在为自己的核心利益而战，而美国不是。 与此类比，在60年代的古巴导弹危机中， 在离美国90英里的岛国， 不能有核武器的威胁， 这是美国的而不是苏联的“核心战略利益”。他的主要观点是，20世纪下半叶世界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冲突， 是由于大国之间的政治力量的平衡。 这种平衡由于苏联的解体而消失。原俄国问题学者，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科恩 （Stephen Cohen） 也是美国在美俄关系上为数不多的头脑清醒的，有影响的学者。他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而美国没有谨慎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北约的不断扩张， 是把俄国推到了对立面。且不说，在策略上不明智， 就是在道义上也是理亏的。 当德国统一时， 美国曾对戈尔巴乔夫许诺， 北约不再扩张；但是从克林顿到小布什， 美国食言了。尽管如此， 在9-11事件后， 俄国还是以大局为重， 坚决支持美国的国际反恐斗争。 这是第五点。
总之，对于苏联解体后的俄国， 美国和西欧基本上还是用对前苏联一样的态度来对待， 这是根本的失策。
美国和西方没有理解或不愿意认识中共的本质
与对俄国的敌对相反， 美国对中共一直持有一种暧昧的立场， 这是匪夷所思的。苏共和中共在上世纪的八十， 九十年代， 选择了两条绝然不同的道路。 经营了七十多年的苏共， 放弃了马克思主义； 而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荡的中共，在经济上改革开放的同时， 却死抱住共产主义的信条不放。
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战略错误， 由来已久。 二次大战后，美国被毛泽东的虚假的“新民主主义”的口号所迷惑。马歇尔访问延安，一个久经沙场阅历丰富的二次大战的将领， 也多少被中共的宣传忽悠了，延安给他的印象是生气蓬勃，没有国名党那样的腐败。马歇尔对国共两党的调停失败了； 之后当共产党的军队席卷大陆时，美国也始终采取不干预的态度， 致使中国大陆沦陷。 富于自由民主传统的美国政界军界， 在政治手腕上过于单纯， 绝不是那个不择手段，大耍两面派的中共的对手。 共产党是背信弃义，是没有道德标准的。毛泽东在弱势时访问重庆，可以高呼“蒋委员长万岁”；一旦得势，蒋介石就成为“人民公敌”了。 为了夺取政权，毛打出联合政府的旗号，似乎和斯大林的苏共不一样；一旦江山到手，对内便大开杀戒， 对外就不惜对“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在朝鲜大打出手。等美国醒过来，二战后东亚的悲剧已经造成了。
在七十年代，尼克松访华，打中国牌， 是为了对付当时的主要敌人苏联， 这从策略上讲，是可以理解的。 美中两国避免武装冲突， 建立外交关系，进行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对两国人民也是有益处的。但问题是，之后的美国各界政府，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似乎忘记了一点，就是中国的改革，并没有触及到政治体制。中国共产党人， 没有接受联合国宪章的普世价值， 仍公开地坚持其共产主义和独裁统治。 克林顿草率地让中国进了世贸组织， 中共如虎添翼。 事实证明， 中共是不讲信义的， 政府补贴的竞争，巨额的贸易顺差， 对知识产权的侵犯， 他们是不会按规矩办事的。现在，中国在经济上强大了，又多了一个使用收买来扩大政治影响的手段。中共的日益增长的威胁， 直到川普出任总统以后，才提到议事日程上。为此，中共赢得了三十多年的时间， 从韬光养晦发展到咄咄逼人了。
现在美国两党似乎对于中共的危险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一个经常提到的理由是， 中国是想对美国取而代之， 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种说法， 还是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 要是那一天，加拿大超过了美国， 澳大利亚超过了美国， 会不会是一个问题呢？如果发生， 对人类文明， 世界和平， 会有负面的影响吗？美国人的面子也许会难堪， 但不是人类文明，生死攸关的问题， 因为大家都是民主自由的国度。中共要做老大，问题不是一个民族要图强， 问题是要做老大的是以共产主义为目标，要“埋葬资本主义”的中共。 共产党的意图是公开的， 那么美国人的反应为何如此迟钝呢？
结论 – 美国外交政策失误的后果和根源
美国在面对它的两个主要的对手，中国和俄国时，发生了严重的战略性错位， 它没有分清敌我， 没有分清主次。美国应当， 而且本来可以联合俄国来对付中共， 但由于其失策， 反将俄国推到了中国的一边。 最近在北京冬季奥运会期间， 普京和习近平会面， 俄中互相支持对方在乌克兰和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照某些西方杂志的分析， 中俄实际上已经构成针对美国的“准联盟”“quasi-alliance”。 美国自苏联解体后， 一系列的非理性的外交政策， 难辞其咎。
外交的失策是因为主导的政治思想迷失了方向。 地理上美国远离欧洲， 早期的马列主义对欧洲的冲击，在美国没有如此强烈。同时这也造成了美国的文化思想对马列主义缺乏必要的免疫力。在二次大战后，当欧洲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如法兰克福学派）改头换面， 以后现代主义的形式，侵袭美国， 大肆散布“批判性种族主义”“后殖民主义” 等等，以平等为幌子，兜售变相的，极端的反自由，反历史的“政治正确”谬论时， 美国的内部亲马克思主义， 共产主义的思潮得到了滋长。而以民主党为代表的美国左派， 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陷阱。
历史的进程从来是波浪型的。人们常问， 为什么一个国家，一个朝代，一个体制， 会有大致二，三百年的兴衰的周期。 从简单的哲理的角度，这叫自然发展的辨证规律。 具体地说， 人在不同处境时，有不同的反应和行动，是有规律的。在美苏对峙，时运艰难，不可预测时，里根，布什，应运而生了；待苏联解体， 美国日子好过了，却糊涂了起来，出了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等不肖子孙。 正如孟子所曰， 是“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啊。但愿今天美国极左派的倒行逆施，能够唤醒民众，成为美国进程中“拨乱反正” 的转机。
今天就谈这些， 谢谢大家， 我是道理， 我们下次再见。
有道理。简而言之，就是美国对俄国和中国都有惯性思维，不够灵活。
二戰時期是民主黨執政所以縱容了中共，要是共和黨執政的話中共早就被滅了。從林登詹森到歐巴馬這繼任總統，除了雷根，其他的人不是民主黨的就是共和黨建制派，沒有一個真正的共和黨人。老布希在八九六四時候縱容了中共，克林頓是共匪的間諜，克林頓的競選經費都是中共給的。
雖然蘇聯解體了，但是俄羅斯依舊是個獨裁專制的國家，只有俄羅斯全面民主化才能改善和歐美國家之間的關係。因爲普丁一直想做快樂的第三人，就是在美國和中共之間來回站隊，兩面要好處，只有經濟制裁俄羅斯才能停止他做快樂第三人。北約不應該把阿爾巴尼亞，北馬其頓，蒙特内哥儸，土耳其納入進來，這些國家經濟實力太差，給北約扯後腿，地理位置也不重要。應該把芬蘭，瑞典，喬治亞，亞美尼亞納入進來。
目前來講對俄羅斯只進行經濟上的制裁就可以，其他的就別管了，只要在經濟上壓垮俄羅斯，他就蹦彈不起來了。還有一個問題是俄羅斯的野心太大，一直想霸占烏克蘭，因爲烏克蘭這個國家大多數民衆都是親歐美的，親民主陣營的，普丁不願意看到這個所以才要出兵烏克蘭。
美国的“核心战略利益”其实就是：不要让核弹扔到我的头上。
最简单的例证：美国的战略核武器还是几十年前的老古董，但是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却是在日新月异的不断升级。
从这一点上来看，美国将俄国视为最大的敌人就毫不奇怪了——因为俄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把核弹扔到美国的国家。
北约东扩，部署的是防空导弹，是限制俄罗斯“将核弹扔出去”的能力的。——“限制我毁灭你的能力，就是威胁到了我的安全。”——这就是中共和俄罗斯惯用“战略安全”逻辑，荒谬不？
所以回头再看看俄罗斯的军事发展：在恢复经济实力之后，普京就开始持续“重建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将核弹扔出去”的能力。就在去年，俄罗斯还在大肆宣扬“俄罗斯的高超声速导弹可以突破美国的反导系统”。
这种突破美国“核心战略利益”的行为，想不成为美国的敌人都难——只不过是第一还是第二的问题。俄罗斯确实抛弃了苏联的体制，但是并没有放下那份想与美国平起平坐的野心。——经济实力不行，那就用军事实力吧。
而美国对于中国的态度转变，恰恰也是发生在中国开始模糊的拥有了将核弹扔到美国的能力的时候。当然，中共的军事力量崛起是全面的。这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将之前二十年的经济全面转向“大国崛起，中美对抗”的必然结果，包括嚣张的战狼外交与无孔不入的大外宣在内。
俄罗斯的扩张性会打破冷战之后的东欧格局，而中共的扩张性是要打破二战之后的东亚格局。从这一点上来看，中共的威胁要更大一些。
但是还有一点不同在于，俄罗斯之前的多次扩张，触动了联合国的一些基本原则，而为了维护联合国这一体系，美国又不得不做些什么（即便只是做做样子，毕竟他自己也打破过这个体系，但美国只是“颠覆政权”，俄罗斯则是改变领土。关于“联合国体系”这个问题我也只是有一些初步的想法而已，所以也就不再深入讨论了。）
德国海军中将舍恩巴赫在1月下旬曾在印度表明自己的观点，即俄国应当受到应得的尊重，以及我们需要俄国来应对中国。这两个观点和本期节目有高度的一致性。不过，舍恩巴赫随即在压力下被迫辞职。这种对中共模糊，而对俄国警惕鲜明态度似乎广泛存在于整个西方社会。
谢谢来自德国的ETERNITYSPIRIT君的留言，我也注意到德国前海军部长Vice Admiral Schönbach 的“大胆”的言论， 他还是用英语讲的。 事后他被迫辞职，正如你所说的， 反映了西方政界普遍存在的对俄国的态度。
但德国对俄国的立场似乎还是和其他西方国家不一样。 看到一张乌克兰议会的照片， 议员们张显向乌克兰提供军援的国家的国旗， 唯独见不到德国的黑红金的三色旗。 德国仅提供头盔和战地医院， 引起乌克兰的非议。
看到一些有关的分析， 认为德国对俄国的的立场， 受两个因素的影响。 一是历史上，特别是二战中， 德国对苏俄造成了史无前例的伤害， 德国人有一种自疚感； 二是德国的能源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俄国， 穿越波罗的海的North Stream 天然气管道， 对德国的能源 实在是太重要了。
尽管如此， 我觉得还有一点， 就是德国对于俄国威胁的程度的真正的估计，实际上可能是更接近于海军中将舍恩巴赫的理性的， 实在的观点， 而不是接近于左派政客的别有用心的政治夸张。 不知大部分的德国民众， 是否是这样认为的。
德國一直都是左翼大本營，世界上兩大極左邪惡勢力都發源於德國，一個是馬克思的共產黨，另外一個是納粹希特勒。再加上梅克爾一直都是親共匪的和俄羅斯的，所以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德國。德國本國的能源其實不算少，挪威，荷蘭，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也是能源大國。德國爲什麽非要從俄羅斯買能源呢，俄羅斯不是西方盟國而且是獨裁國家。
回USEU：要是德国真是那么的“亲俄罗斯“，它的海军中将 为何被迫辞职呢？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你的观点和美国建制派一样， 认为 “俄羅斯不是西方盟國而且是獨裁國家”， 完全无视， 苏联解体后俄国已经和共产主义决裂的事实。
本文的中心论点， 看来你是不同意的。 我的感觉， 也不会说服你， 还是 Let us agree to disagree.
您有沒有看我的第一條評論，主要是普丁一直想做快樂的第三人，想在中共和美國兩邊討好處，兩邊通吃。這點對於美國和西方是不利的，因爲這會讓普丁的胃口越來越大。我的意思是只在經濟上制裁俄羅斯就可以，壓住他別讓他跳起來，然後全力消滅中共。
世界上有些獨裁國家是共產黨國家，有些是非共產黨獨裁國家。俄羅斯，尼加拉瓜，伊朗，沙烏地阿拉伯等中東，非洲國家是獨裁國家但不是共產黨國家。中國，北韓，越南，柬埔寨，緬甸，遼國，古巴，委内瑞拉這些國家是共產黨獨裁。
ETERNITYSPIRIT先生和道理博士的討論給了我不少啟發，尤其是在歐洲對俄國的態度方面，依然維持著強烈的敵對意識。蘇聯解體後俄國走向極權資本主義體制，一度想要加入歐盟，但是被拒之門外。從海军中将舍恩巴赫在發言後被迫下台的事件中可以看出，哪怕是以理性主義著稱的德國政府，也擔心對俄相對溫和的立場會受到來自外界乃至歐洲的強烈壓力。作為一名國際關係的大一新生，想要請教一下各位。歐洲對俄態度的強烈是否是導致美國對俄態度一直處於敵對狀態的原因？歐洲作為傳統盟友是需要美國不斷去維繫的的對象，在蘇聯解體後聯繫歐洲和美國的最大共同敵人的消失也導致美國對歐洲控制力的不斷削弱，這點在法國總統馬克宏上台後不斷喊出“獨立歐洲”的概念中可見一斑。對俄強烈態度是否是西方世界通過塑造敵人來強化歐盟和北約自身的團結？如果是又需要如何解套呢？
欢迎BUIL一起参与讨论。你所提到的几个西方对俄态度强烈的原因都存在。但是症结在哪里？
你提了两个很好的问题 ， 第一个是“對俄強烈態度是否是西方世界通過塑造敵人來強化歐盟和北約自身的團結？” 第二个是“如果是又需要如何解套呢？”
不幸的是，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 问题中的关键词是“塑造敵人”， 为什么要“塑造敵人”呢？保守派形成联盟， 是面对真实的敌人； 而左派必须制造出一个敌人来，才能对“自己人”实行控制。
所以如果作为西方世界领头人的美国， 如能够克服国内的极左派的文化马列主义的影响， 就能实行理性的外交政策， 这就是“解套”的办法。 现在美国在外交方面的困惑和挫折， 在川普四年执政时期， 是闻所未闻的。
所以我以为，对你第二个问题的回答， 就在你的第一个问题里。
谢谢道理博士的回复，以及BUIL的参与！德国和俄国的确有很多历史渊源。对俄国的立场模糊，二战的对苏联的战争也许有一定的影响。另外出身于德国安哈尔特地区德意志王室的索菲娅公主，后来嫁给俄罗斯王储彼得三世。她也是后来的俄罗斯女王，叶卡捷琳娜大帝。也在历史上也把两个国家推成了一家人。和德国人交往的个人感觉告诉我，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影响力要远高于希特勒。不过这些历史能够对今天德国的对俄立场有多大影响，就很难估计了。
现实中，个人认为德国自二战结束以来，似乎德国民众很满意当一个陈默的政治小伙伴。在这种观念下，在和中国的贸易冲突中，德国希望美国出头维护秩序，自己得享美国带来的成果而又不得罪冲突的对象（比如中国）。在和俄国的冲突上，德国也或多或少的遵循了这一外交惯性，表现就是对乌克兰援助不力。
但由于地缘原因，东欧和北欧各国普遍对俄国报有担忧，虽然德国民众对俄国没有强烈的敌意（仅来源于个人经验），但是德国二战期间对东欧各国的历史愧疚感使德国政府在对俄外交上和东欧国家保持一致（这一点和德国对以色列的外交支持是一个道理），所以表现为不能够公开淡化俄国的威胁。舍恩巴赫将军的理性判断自然也就不能公开被认可了（其实这里也有政治小伙伴的思维惯性。认同舍恩巴赫的言论，就等于在和中国的直接冲突上迈进了一步）。
所以，希特勒造成的对俄的愧疚感应该早已被来自德意志的叶卡捷琳娜大帝给俄罗斯带来的荣耀所填补。对俄的警惕来源于地缘因素和对东欧国家的历史愧疚。但德国一贯的政治小伙伴的心态也使它不会走到和俄国冲突的正面。美国左派的对俄立场对德国政界的影响，个人认为比较有限，至少不应该是主因。
中國的低成本人口紅利是美曖昧態度的一大原因！
美国商人追求利润并不奇怪，问题是理应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美国政府的态度和政策。
俄国虽然独裁了一些，但跟之前的苏联大为不同，没有对民众毛细血管似的控制，没有对西方所珍视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敌视和渗透，当做敌人去刺激它、打压它确实非常失策！这个政策来源于之前对苏联这个近在咫尺咄咄逼人的庞然大物的恐惧，苏联解体之后就转移到了俄罗斯身上。
说得很贴切， 深刻。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可能特別是美國的問題，但歐洲對俄國的敵意可能也有更早歷史問題，西方文明跟東正教文明的衝突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西方內部的政治實體也有幾百年的衝突，對來自東方敵人的威脅最近一次可能是蘇聯，而當他解體後，對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對立是勝利了但這個自古以來的威脅的敵意並沒有辦法馬上消失，而中國對西方來說那是更遙遠的東方神秘國度，是到了近代才有接觸，不了解加上以為共產主義已經不會再次捲土重來的天真可能才是西方對中國的威脅是模糊的而卻對俄有明確的威脅感。
學術性論述『好像』合理 ： 最終將錯歸到美國。 將 NATO 講到好像是傳銷公司，亦好像這些後來入NATO 的國家自己沒有意向， 現實是他們正正是怕今日在Ukraine發生的事。
一個軍事強國， 說另外一個主權國家有機會對他安全威脅， 對他動武， 好像將他講成是對的，又是美國的錯，忽略強權國家控制在一個人的團隊下，該個人的世界觀和國家觀，有沒有挑釁，都可能動武。特別當他覺得可以承擔一定代價，而當然在他考慮中，不考慮人民的代價及反應， 只考慮如成功的話，自己的歷史位置。
另外， 什麼共產主義，馬列主義等國家，如果沒有強力國家機器控制下， 都已成過去。在一個極度社會分配不公及失調的國家，政權的和平或武力輪替，是常常發生的， 什麼什麼主義，是一個論述。
“這些後來入NATO 的國家” 当然可以有自己的意向，许多欧洲小国要加入北约也当然可以理解。 问题是作为NATO 领头人的美国的国际战略是什么， 在苏联解体后， 什么做法才是有利于欧洲的稳定和世界的和平？
@Horse2018的最后一段留言， 什么意思，【好像】是没有说清楚。“什麼什麼主義“【好像】是在说， 马克思主义， 共产主义已经无关了， 所以俄国放弃了共产主义是无关紧要的。 所以本文的中心论点， 你【好像】是完全没有理解。
在Donald Trump任內他已經問歐洲增加軍費,因為我出錢又出力去擔保你的安全. 你為何不對自己負擔多點，其實這10幾年來德國的Merkel慢慢同俄國越走越近, 想擺脫美國成為歐洲的霸主，有什麼原因提高歐洲對俄國能源的長久依賴性？引狼入室，就是信俄國多過信美國，話到底就是籠裏雞作反。
美國的國際策略當然以美國嘅利益行先，因為是我又出錢又出力。
以和平來説，不保護自己是和平？所以須譴責你破壞和平，以便討好不守秩序嘅強權國家，我乖乖你就應該不會對我怎樣，是這個國際策略嗎？
一個女人，她乖乖的話，一個已經釘上她的強姦犯就不會強姦她嗎？
看来@HORSE2018是同意川普对NATO 分担费用的要求, 这点上也许没有分歧。 但这是指， 既然NATO存在， 既然存在着这么一个对手，NATO共同的“责任”是什么。
还有整个问题和 “信俄國多過信美國”的问题无关， 不要把事情混淆了。再说对左派统治的美国， 能有多少的信任， 你心里也该是清楚的。
顿巴斯地区的乌克兰内战， 进行了好几年了， 死了至少一万多人。 既然是内战， 就不是和平。俄国，乌克兰和欧洲安全合作组织2014年的“明斯克协定”， 本来是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途径。在过去的七八年里，是俄国要颠覆基辅政权， 还是乌克兰不让顿巴斯地区获得自治? 建议你去查一查有关的历史事实。
不是从事实出发，分析和讨论问题，而是作耸人听闻的， 不恰当的比喻， 并不能帮助你的观点。
谢谢道理兄！我也在听Mearsheimer。
多谢， 保重!
道理先生：你好。
我第一次听你讲。讲的好。关于乌克兰，或许你可以看基辛格8年的文章。
你的讲话可以用英文报刊，如英文大纪元报上发表。
还有，你主讲，为何作者写的是文昭，主讲内容版权属于文昭？
最紧迫的能做的就是在中期选举中把参众两院夺回来！
米尔斯海默这种思维是典型的国际关系学思维，本身是抗拒用历史学的思维去证伪的。
在历史学中，对历史的解释，是可以证伪的，通常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用史料或是逻辑推理，指出解释中存在的硬伤；
第二，去发掘新的个案，看是否可以套用历史解释，如果不行则会削弱该解释，削弱的个案多了则该解释会被逐渐证伪；
第三，根据解释提出一个现实的发展趋势，若后来的发展未能印证则会削弱该解释，长期脱离预测，则该解释会被逐渐证伪。
历史学的思维追求独立于现实之外，历史学家不需要参与到历史当中。
而“北约东扩导致俄国反击”这种解释，和“美国发动冷战导致苏联反击”一样，存在着许多的史实硬伤，在许多个案上缺少解释力，同时也无法解释现实的发展，从历史学的角度，早就该被证伪了。
但米尔斯海默所用的是国际关系学的思维，一言以蔽之，就是先当国师。米尔斯海默的解释，只能当自己的学说被用于实践，比如对俄罗斯实行绥靖政策，然后俄罗斯也不再扩张。只有当他的学说被运用于政治才能证伪他的学说，他追求的是参与历史而不是独立于历史的讨论。
最后打个比方，就好比我的屋子外有条喷火龙，我不知道怎么龙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历史学家解释的方式是：喷火龙会来你家是因为你家的灯太耀眼了，你看你以前灯光弱的时候就，龙就没有来。而我查了电表数据以后告诉他，你说的是错的，有一段时间我家的灯泡比现在还亮，那时候龙也没有来。而国际关系学者会告诉你，是因为你住在这个房子里，喷火龙才会来。不信你离开你家，喷火龙自然就走了。而我要证明他错，就必须先执行他“离开自己家”的这个操作。至于我离开了龙会不会把我家霸占了，谁也不知道。至于大家都不是想当国师的普通人，更愿意用历史学家的思维来思考，而排斥国际关系学家的思维，是再正常，也是再正确不过的思维了。
米尔斯海默讲过，任何一种解释国际关系的学说，会有25%左右的现象不能得到很好解释，但不妨碍理论整体的有效性。国际关系学说的主要目的是不为了解释世界，而是给当前的政府政策提供参考。类似于股市分析报告， 为投资决策做参考，别较真到那种程度。
我的意思不是国际关系的理论无法解释所有现象，事实上历史学解释也有很多被推翻的。但推翻历史学的解释是可以通过成本很低，而且更加独立的方式去进行。国际关系学的解释从逻辑上讲，则是必须要去实践他的理论才有可能推翻，这种思维本身就是反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