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百万人上街反“送中”；厚黑大师预言错误，“送中”先打两类人（20190610第58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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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6月10日星期一，来说星期天香港百万人上街反对《逃犯条例》。大家在照片上都已经看到人山人海的这景象，主办单位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估计有103万人参加；香港警方说有30万人。如果说两方都不能准确地估计人数的话，主办单位的估计更接近实际，香港政府对以往的抗议游行、集会（包括六四烛光纪念活动）一贯都低估数字以淡化活动的影响。国际媒体大多倾向于近百万人上街这个数字，相当于香港人口的七分之一，从照片上看人群塞满的街道，队伍绵延数英里长；游行开始的时候路透社的预计人数就达到50万人；所以这次游行规模超过2003年反“23条”立法是没有疑问的，如果说那一年的游行是香港主流民意明白无误地反映，这次就更不用说了。

游行结束以后，部分不愿意散去的示威者和警察发生了冲突；新的消息是那个被称之为《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在6月12号还是会在立法院进行二读，在这个程序里，议员会在辩论中发表意见，也可以提出修正案，然后表决是否进入三读；大多数情况下会进入三读，这是最后一个表决环节，通过以后在香港立法院的程序就算完结，再经过一些没悬念的行政程序就成为法律了。香港的泛民主派由于失去了否决提案所需要的足够票数，所以此议案在立法院中要强推是可以办到的，除非建制派议员中不那么深红的一部分在民意压力面前担心，如果自己支持这个条例会导致在2020年的立法会选举中败选，从而转变态度不支持这个条例，比如2003年发生的香港自由党对“23条”的倒戈。

这次的《逃犯条例》是香港政府在3月29日提出来，在4月3号完成首读的。这个条例一旦通过对香港自治地位的危害、和停留在香港土地上（甚至仅仅是过境香港）的全体地球人的安全都有巨大的危害，超过了《基本法》第23条，这个问题的性质大家都认识到了，但是怎样产生危害很多解释并不完整，另一些又过于繁琐。今天这里做一个比较完整、又简明易懂的解释，把我自己的一些分析夹杂在其中

这次提出的修订案实际上包括一个引渡加法律协助两部分，修改以前的条例强调只和司法制度、人权状况达标的政府建立引渡关系，没有把中国大陆包括在内。这次的修订案做了两条关键修改，一是取消了引渡地理限制，香港方面可以用“专案”一类的一次性的协议，把居于香港土地上的疑犯引渡到中国的其他地方。第二项修改其实是改动《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简称刑事协助条例），就是香港执法部门可以接受其他国家、地区的要求，在香港开展搜查活动，冻结疑犯财产，把证据交供给提出要求的国家，用于他们的司法审判。也是取消了关于地区的限制，适用于中国其他地方。所以这次修法达到的目的，既是要达到“送中”：今后中共提出某人在我们这儿犯罪了，人在你们香港，你们把人抓了给我送来吧，这事极有可能发生；同时中共也可以提出要求：我这儿有个案子，嫌疑人有活动在香港，香港警察帮我搜查，把证据交给我吧。在这两者当中把人交给中共更加严重，这人极有可能受到虐待、得不到公正透明的审判，因此人们就把它称之为“送中条例”。这件事不仅是危及香港人的安全，而且危及在香港的全体地球人的安全。比如像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这样的人，以后不用进入中国的时候才被捕，而是到香港，中共也可以要求香港警方逮捕、移送给大陆；还有像台湾的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这样的人也是。中共可以不用间谍罪、危害国家安全一类的罪名，他可以随意捏造刑事罪名，什么性侵、行贿、诈骗一类的，一个完全不受监督制约的权力，编点这些东西和玩似的。

昨天全球有20多个城市也发生了反送中的集会抗义，外国政府对这事最为敏感的是英国和加拿大，这两国在香港的侨民最多、同有香港居民拥有其国籍的人也最多。大约有30万香港人拥有加拿大国籍，一旦中共运用“送中条例”危害到他们，其实也就是危害到了加拿大人。

同时有些职业的工作者会首当其冲地受到打击，排在第一的是传媒出版业工作者；排在第二的是金融和企业高管。伤害到传媒出版业者，比如这样的情况，中共要阻止一篇报导在香港发表，可以说这位记者在中国调查采访的时候是窃取了国家机密、是采取行贿的方式得到消息，香港政府把这位记者抓了给我送来吧！“跨省抓捕”跨到香港去，让这个手续简单化。像香港铜锣湾书店的禁书事件，股东和员工失踪。2015年这事发生的时候中共颇费了一番周章，桂敏海、林荣基是在泰国被绑票、掳回大陆的；有个叫李波的人是在香港境内被特工或者黑社会绑架、带回大陆的。后一种情况就激起轩然大波，因为它破坏了香港的自治地位，内地无权直接到香港来抓人。而这次修改《逃犯条例》中共的直接动机就是想免去这些麻烦，不把事情搞得这么狼狈，用一种合法的途径，香港警察去抓人给我送来就好了。所以《送中条例》一旦通过，香港的新闻出版业里有政治异议色彩的从业者马上就会感到人身威胁。

第二个受到威胁的群体是企业高管和金融从业者，（其实伤害到了香港的职业精英阶层，对既得利益者也有相当的威胁）这个人群少不人因工作关系和大陆的政商精英有交往，也会卷入到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里，有的可能也真就当了白手套。那条例修改之后中共可以以查某个腐败案件为由，说这些香港业者在中国大陆也涉嫌犯罪，香港警方把人抓了给我送来。以及说香港的某某公司、某某事务所涉案，香港政府去搜查它。这种情况针对是像肖建华这类的人，2017年把他绑回大陆的事也是激起了破坏一国两制的轩然大波，中共也是想以后免去这样的麻烦，以合法途径去让香港警察做。

虽说其他人不一定会马上受到修订条例的威胁，但它相当于把中港之间的防火墙给拆掉，香港和一个司法不透明、人权记录恶劣的地区建立起引渡关系，而且修例之后香港抗拒引渡要求的能力被设计得很弱，对方只要提出要求就很难说不（下面来解释），这其实就是拉低了香港的人权水准，全体香港人的安全保护伞都被撤掉了，任何人都可能被伤害，因此激起了极大的愤慨。

这一点也是香港人的可贵之处，他们能准确意识到所有人的共同处境。你要同样的情况放在中国大陆就完了，很多人首先看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而不是相同的处境，他们会说：我又不是出版禁书的书商、又不是曝料的记者、也不是帮权贵打理资产的金融业者，那肯定共产党抓不到我头上，他爱怎么整就怎么整呗。只要这把刀杀不到我头上，我就什么也不做。

生活在15-16世纪的意大利厚黑学大师马基雅维利有个观点，一般的评价是群众是愚蠢的、盲目的、容易受人操纵的。但马基雅维利不这么认为，群众只是在涉及到抽象、长远的问题的时候才显得盲目，但是对于具体、涉及切身利益的事情群众的判断力总是很精准的。比如政府出台一项新税收，勤劳勇敢的人民大众马上就会想出千奇百怪的逃税的花招；政府推出新的福利政策，人民大众马上又能想到各种各样的享受福利的办法，其创造力之活跃，常常超过了制定政策的精英，群众蠢吗、才不蠢呢。马基雅维利的观点是：哪怕说群众愚蠢，那他们也首先是邪恶的、其次才是愚蠢的。也就是说：群众是贪婪的、自私自利冷漠的、是背信弃义的、懦弱虚伪的、死皮赖脸没有荣誉感的，然后才是愚蠢的。一个统治者得足够幸运，你统治的人民才是既邪恶、又愚蠢的。你得有中六合彩的运气，才能碰得到这样的民众，因为他们邪恶，你可以引诱他们；因为他们愚蠢，又很容易被操纵，你就可以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了。

按马基雅维利这个观点，习主席每晚睡觉都会笑醒了，梦话都是：多好的群众啊！但是在香港人身上我们看到了和马基雅维利所说不一样的群众，他们对于一项长远的、涉及到所有人共同安全的事判断得十分准确；他们也不冷漠，不会觉得我不是禁书书店的老板、我不是肖建华，这事和我就没关系。要为香港人点赞。

马基雅维利的观点类似于中国的法家，他认为人性恶因此要用权术手段去驾驭。但是说马基雅维利是厚黑大师我其实还不太赞同，他说群众的那引些品质是邪恶的，也就说明他自己知道好的品质应该是什么样，他不会把把自私自利、懦弱虚伪冠以“劳动人民的美德”这类高帽子，马基雅维利只不过是个超级现实的人，他是劝说统治者别存什么幻想。只不过他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了。上面好象是对中国大陆的民众品质提出了一些间接的讽刺，但这不完全是群众自己的责任，也是长期被统治者驯化、镇压的结果。

接下来说说《送中条例》的程序，中共虽然取得了从香港抓人再带回内地的能力，但程序上还不能像在内地一样给公安下个命令就完事，现在还不行，得经过一个程序。得经过行政首长和法院的认可，但是在引渡的认定程序里，法院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法官的职责只是确认引渡要求符合程序要求，同时只审核表面证据。举例说：中国大陆提出要引渡居住在香港的某人，罪名是行贿，法官就核对一下，行贿在大陆构成犯罪、在香港也算犯罪吗，算，这一项就划勾。再看中国大陆发过来的文件，行贿金额多大呢？1000万人民币，这种金额在香港和大陆都构成了刑事起诉的条件了吗，构成了，划勾。再看看大陆发过来的文件陈述嫌疑人的犯罪过程，有没有明显自相矛盾之处，没有，再划勾。大体上也就是这些事。所谓表面证据，就是对举证人有利的证据，除非在审核过程中出现了其他有力证据把这些举证推翻。比如：大陆指控某香港某书商在大陆开车撞死了某某人跑回了香港，要求把他引渡到大陆，结果一个星期以后有一个在台湾的刑事犯供认说，那个人是他撞死的。那大陆要求引渡的举证就被推翻。因为香港的法院只做程序审核、核对表面证据，不负责验这些证据本身，对于被引渡人就非常不利。

虽然也有特首同意这个环节，但只要北京要求、特首肯定是同意的。所以事实结果就是：北京让香港抓什么人就能抓来。

在条例修订案的二读过程中，政府可能再提出几项修正，一是把引渡的门槛提高到7年刑期，就是得犯了够判7年监禁这么严重的罪，才考虑引渡，轻罪不引渡。二是提出引渡要求的，必须是对方的中央级执法机构。对中国而言，就必须是最高检察院，不能是地方检察院。三是某些刑事罪名不引渡。这些都不解决问题，中共那边想抓谁完全可以在满足这几项要求的情况下提出要求，他怎么编都行。唯一可行的方式就是中港隔绝，双方的人权、法制完全不在同一层次上，就不能建立起引渡关系，他那边可随意地为政治犯捏造刑事罪名，你这边又检验不了证据本身，怎么保障被引渡者权益？

总结今天的话题，我们从几个方面分析了送中条例，它一旦通过是香港一国两制消亡的显著标志，是中共对香港土地上的所有人实施人身控制的开始。在百万香港人明确说不之后，林郑强行通过条例的话，香港有社会动荡、管制失控的风险。这会构成一个制约因素，这事等有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再来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