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昭:汉匈战争对中国历史的深度重塑——盐铁专卖和决策”内廷”化 (2018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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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大家好,先祝大家感恩节快乐。今天我们继续来聊汉匈战争对中国历史的深度重塑——先简单回顾一下上一集的内容,为了解决战争造成的财政危机,汉武帝和他的团队在金融、税收政策上大刀阔斧地创新:开征商业税、财产税,并且发布鼓励告密的“告缗令”来打击民间藏匿财产避税的行为。而且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明了“铸币税”,就是发行面值远远大于其实际价值的货币,中间价值的落差部分就造成了财富由民间向政府的转移,这种类似于强制抽税的行为被称为“铸币税”。

汉武帝执政时期大的货币改革进行过六次,也不全是制造混乱。五铢钱的发行算是一个正面成果,它是中国货币经济史上的一个典范,流通了七个多世纪,直到唐朝初年才退出历史舞台。

今天要讲的是汉武帝在财政压力下的另外两项影响深远的举动——盐铁专卖和官制变动。先说盐铁专卖,它开创了古代国有经济的模式,被其后所有朝代所继承,中国古代官营专卖制度的顶峰是宋朝。专卖制度的创立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产生了一个重大割裂。一般来讲儒家主张重农抑商,以农耕为本、以商贾为末。士农工商,把商人的地位排在末尾,一方面基本政策上是贬抑商人,比如汉朝初年专门把商人在户籍上归入一个特殊类别叫“市籍”,商人的衣著和交通乘车都受到限制、不得携带兵器、子孙不得做官。但是专卖制度又是官府直接参与经营,与民争利,有严重的自相矛盾。

基础原则上的游移,这会造成政权合理性重大流失,这种精神上的损失虽然不一定立刻表现出严重的后果,但影响深远,孔子曾经把立国之本归结为足兵(国防武备充足)、足食(有足够的经济资源储备)和足信(民众对政权有足够的信任)三样,三样里又以“足信”居首,当民众发现政府并不是按照自己所说的原则行事,社会的信任纽带会受到削弱,过去政府简单一句话就能说服民众按自己的意图行动,而现在需要强大的督促和奖惩力量才以达到目标,管制成本会大幅度攀升。孟子所说的“但曰义,不曰利”其实也是老成之论、着眼长远,并非都是迂腐不切实际之论。

汉武帝为何选择盐、铁作为政府垄断经营的商品呢?首先食盐的产地有限,中国朝代有变迁,但食盐产地变动不大,南北朝时期全中国的食盐产地有82处,比起秦汉也不过只增加了27处。产地有限,那政府就比较容易控制,不至于为了把产地看管起来就要耗费庞大的人力物力。其次是食盐是生活必需品,人可以不吃肉、但是不能没有盐,所以不论贫富,人人都要消费,政府垄断之后就只能向政府购买,确保了垄断利益的最大化。第三、食盐便于长期储存,不存在霉烂变质的问题。相对于粮食等物资体积也较小、价值较高,便于运输。

至于汉武帝要垄断铁器的冶炼、铸造和销售,是因为西汉初年牛耕和铁制农具已经普及,自耕农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已经形成,家庭成为基本的生产单位。人们也不可能回到周代的井田制,一大群人在小片土地里用木器、石器农具劳动,生产单位缩小,当然对生产工具的要求也提高了,铁器就成了不可缺少的生产工具。政府垄断也能带来利益的最大化。

汉武帝看上了盐、铁两样商品更直接地是有成功案例在先,《史记 货殖列传》里记载的从战国到秦、汉的大商人,一半以上是靠经营盐、铁获得巨额财富的。政府的财政陷入崩溃,而民间的大商人富得流油,皇帝能看得过去吗。皇帝一看:你们有钱,我有不受限制的权力,你们发财也发够了,接下来该把肥肉让给我了。就像马云在他拍的那部功夫片《功守道》里的台词:“武功再高,也怕菜刀”,在专制社会,政治权力是最重要的资源,它能支配其他一切资源。

汉武帝搞“国进民退”之所以能成功,没有出现王莽搞“社会主义改革”时的那样混乱,除了因为汉武帝本人有健全的常识、富于现实感、而且统御之术很强之外,关键在于他选人得当,有专业化的团队帮助他制定方案。推行盐铁专卖的主要执行官员就是商人出身。比如主管专卖事宜的两位大农丞(相当于财政次长),一位东郭咸阳就曾经是盐商;另一位孔仅又是冶铁商人。后来东郭咸阳升官做到大农令(财政部长);而孔仅又升官到大司空。这两个人为建立盐铁的垄断生产、销售体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盐铁专卖以后带来什么后果呢?

先从民间来看,在推行政府垄断经营的过程中,政府当然不能说是要与民争利,而是打着保护弱者的旗号,说是为了避免升斗小民受到大商人的盘剥。但实际上从汉昭帝时的桓宽编纂的《盐铁论》来看不是这么回事,老百姓如果需要用铁,要么必须向政府直营的经销社购买,要么必须向政府特许的经销商来购买。而这些经销机构又只能从政府的铸造所来批发。在自由市场条件下因为有竞争,商人提供的产品比较能符合用户的最终需要,品种比较多样化,也愿意做些个性化的修改来满足市场要求。可一旦政府垄断之后,从生产到经销都不在意用户的感受了,实际上不仅产品的品种减少、质量也下降了。更要命的是不仅货品变少,价格也更高昂了!

关于盐铁专卖以后,政府获得的利润,西汉时期能提供的数据不多。大陆作家郭建龙在《中央帝国财政密码》一书里,用唐朝盐业专卖的数字来举例。唐朝玄宗天宝年间到肃宗至德年间,没有实行食盐的专卖,一斗盐只值十钱。到了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实行盐业专卖,每斗盐立刻涨到一百一十钱,上涨了十一倍。到唐德宗贞元四年(公元798年),淮南盐已经涨到三百一十钱,后来又涨到三百七十钱。而江淮那些经过政府认证的大盐商为了追求利润,还要再将盐价提高一倍出售。

在大约五十年间,食盐的价格涨了37倍,可见政府垄断的暴利,还有盘剥之重,远甚于民间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商人。在某些时期,食盐专卖一项收入就能占到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

至于铁器的专卖在宋朝以后就无法维持了,这是因为技术的进步,铁器的冶炼铸造变得很普及了,政府要把这个产业完全控制起来,行政成本过于高昂。但食盐专卖制度(既包括政府直接经营、也包括政府向商人发特许经营证的做法)直到2014年才完全废除。

再来看盐铁专卖对政府自身的影响。首先是让政府职能发生了一个根本性变化,在此之前汉朝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征税、处理司法纠纷、征兵打仗、兴建公共设施,基本上符合一个有限职能、小政府的特征。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是作为司法领域里的一个分支,就是当出现纠纷的时候充当仲裁者,但现在成了经营活动的参与者,政府的职能大大复杂。一旦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时候,第一个受伤的就是司法,司法的公正性就受到极大损害。

汉武帝手下几位大臣先是制定了严厉的管理条例,禁止私自铸铁和采盐。然后为了防止招募来的盐铁工人偷运出盐、铁,在黑市上贩卖,又加重刑罚,在各地设置了监管盐、铁产销的官吏。专卖制度不仅伴随着对商人的剥夺、对民众的盘剥,还伴随着牢狱大兴,伴随着官僚机构的臃肿。《汉书 地理志》记载全国有三十二个地方设置了盐官、四十四个地方设置了铁官。西汉初年一共只有60个郡,而盐铁官体系一建立起来,一下就让政府机构扩编了一大块。

汉武帝之后,汉昭帝初年有过一次政策转向的机会,新君登基,社会上有对汉武帝时期的财政政策进行检讨的呼声,废除盐铁专卖的呼声很高。于是朝廷征集民间意见的代表,被称之为“贤良文学”,来到宫中召开了一次重要的财政讨论大会,会议的记录被整理出来,就是著名的《盐铁论》。和“贤良文学”们辩论的是当时已经七十多岁的御史大夫桑弘羊,在汉武帝时期他做过主管财政的大农令。“贤良文学”一方主要从儒家的经典理论出发,认为政治必须安定民生,应当崇尚节俭,藏富于民,反对与民争利;反对发动不必要的战争,主张废止盐、铁专卖。专卖制度虽然并没有被废除,但是这次会议后有所收缩,取消了部分地区的铁官、废除了酒类专卖,算是有一定的民进国退,缓和了社会的矛盾。根据会议的记录整理出一本对话体的文集叫《盐铁论》,在网上很容就能搜到,建议有文言文阅读能力的朋友找来看看,了解一下当时人的想法。

近代以来“贤良文学”一方的观点多被当作保守、落后、食古不化,但是从盐铁专卖造成政府职能复杂化、官僚臃肿、破坏社会公正这些后果来看,“贤良文学”的观点客观上主张维持小政府、和主张经济领域的自由放任。像我们一集节目里说过的,以一个较长的时间尺度看,很多进步观点都是以坚持传统的保守面目出现。

汉武帝的财政改革在官制上的另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决策的“内廷化”,这对行政体系有不可修复的伤害。西汉继承的是秦朝所创建的三公九卿制度,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称之为“三公”,公别掌管行政、军政和监察,汉武帝之前这个结构大体上能实现官僚体系的平衡,“三公”里以丞相居首,作为政府的首脑。从战国开始,丞相又称“开府丞相”。就是丞相府的行政班子,由丞相自己组建,比如丞相府的长史、内史、少史,汉武帝元狩六年的时候,丞相府有官员三百八十二人,是很大的一个机构。丞相既有对其他中央和地方大员的人选推荐权、能在人事任命上和皇帝磋商;丞相还有考评官员的大权,同时他自己手上有行政职能的幕僚班子他有任命权,用今天的话说是有部分的“组阁权”,这样在政权体系里“相权”就是很大一个参数。

同时按汉朝的礼制,皇帝接见丞相的礼遇规格甚高。丞相晋见,皇帝必须在正殿、穿上朝服接见。不能在偏殿、寝宫接见;丞相奏事完毕,皇帝必须要起立,送至殿门。不可能给旁边的太监说:“小李子,帮我送送丞相”,必须得皇帝本人送到大门口。

因为丞相权重,所以皇帝要按照朝廷既有的程序通过改革,像搞盐铁专卖、征收财产税这种事就有难度,所以汉武帝在侍候皇帝起居的机构“少府”下面设置了一个新的单位——尚书台,理由是事务繁剧、官吏队伍也庞大了,要把所有的事都放在朝会场合解决,就会有很多公务得不到处理。这个尚书台就是皇帝御前的一个办事机构,一些较次要的决策,不需要拿到朝会上让所有大臣讨论的,他们就在皇帝眼皮底下报告给皇帝,皇帝马上就可以批示、交办,效率比较好。

可这个“尚书台”搞起来之后,汉武帝不断地加强它的权力,汉武帝既是一个强势君主,又很有政治手腕,渐渐就把尚书台变成了实权机构,架空了丞相。尚书台官员的品级又很低,尚书令的俸禄只有一千石,既低于三公、也低于九卿,只相当于丞相府的长史。尚书仆射,俸禄一年是六百石、尚书丞是四百石。丞相待遇是:金印紫绶、秩俸万石(使用金制的印章、佩带紫绶带,年俸是一万石)。所以尚书台虽然是皇帝身边的小圈子,但地位低下,更方便皇帝支配,这批官员也更加投皇帝所好,充当皇帝的体己人。

所以决策的“内廷化”,就打破了从战国以来君权、和相权平衡的格局,皇权不断加强,而政府系统的独立性不断被削弱,这是汉武帝财政改革相应带来的政治体制的一大变化,影响深远。

所以我们今天来衡量汉匈之战汉朝的胜利,虽然一段时间内取得了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优势,但没有真正解决北方的威胁,匈奴衰落后又有别的游牧民族崛起成为草原的霸主,持续威胁中原王朝;同时中原王朝的财政、金融、乃至官僚体制也都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历史走上了一条与之前完全不同的道路。对于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和保障民权的人来说,这种变化是负面的。但是依靠这些改革,统一大帝国的生存能力确实大大增强了,抵御了其后历史的若干次危机。这其中的利弊还是请朋友们自己来评说吧。

 

14 thoughts on “文昭:汉匈战争对中国历史的深度重塑——盐铁专卖和决策”内廷”化 (20181122)

  1. saga

    在宋朝的时候相权得到了加强,已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衡皇权。元朝建立后进一步加强了相权(由宋朝的群相变为独相),导致宰相权力过大,再加上元朝出奸相,祸害国家,所以到了明朝朱元璋正式取消了丞相制度,并定下皇明祖训:后世子孙不得预立丞相,臣工敢言立相者斩(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朱元璋暴发户心里,小人得志,我好不容易的来的权力一定要牢牢捏在我手里),所有事物由皇帝亲自决定。但明朝皇帝又不勤政,可政务还是那么多,又不可能全交给太监,于是就有了”首辅“一职,其实就是丞相(其实在这个时候首辅任然可以对皇帝有一些制约)。等到了清康熙设立南书房后被雍正改为军机处,就彻底没有人可以制衡皇权了。在清朝,内阁大学士有宰相之名,军机大臣有宰相之实,如果一个人即是大学士又是军机大臣那他实际上就是宰相,但他还是没法制衡皇帝,因为君臣关系已经变成主奴关系了

  2. daershou

    还有一点补充。原本山泽池的所有权是属于贵族王室,普通民众进入需要纳税,其收入也属于王室的内府。汉武帝之后,因为财政压力,将原本属于王室的收入划入政府中支持战争。本来划分清楚的王室和政府的职权模糊了。

  3. 正义者

    文昭老师这期所说的《盐铁论》我很熟悉,但不搞当时不搞国营改革民众也未必生活就好到哪儿去。所谓官府不与民争利,以及所谓藏富于民,这个“民”不会是老百姓,因为盐铁之利获得多半在于豪族大夫曰:“家人有宝器,尚函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夫权利之处,必在深山穷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
    桑弘羊力陈盐铁政策是为边防筹备费用:“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当时修水利要钱,和匈奴打仗要钱。难道豪族能主动把钱捐出来不成?
    贤良文学反对搞盐铁,但他们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是以儒学教化匈奴。“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畜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故善克者不战,善战者不师,善师者不阵。修之于庙堂,而折冲还师。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 我不知道这是迂腐愚蠢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别有用心。 你让儒学集团去教化匈奴试试?根本就没成功的例子,他们一个都不敢去好吧!豪族和儒学集团利益基本是一致的,难道您能否认嘛?综合来看,搞小政府真的能解决当时很多现实问题吗!
    要想搞小政府,前提是不能有人有特权,否则就算不搞国有企业,这利也分不到普通老百姓上,还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所以说来说去,还是因为有特权的人可以成为“法外之人”,可以随意搞土地兼并或是鱼肉百姓。但当时社会你搞法治,大家还说你是”酷吏“呢。

    • fucianiple

      先生大部分觀點,我覺得都有道理。但有一點我必須糾正,所謂“教化匈奴”不是像先生所說的“沒一個人敢去”這種教化,會做這種事的人是墨家——“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儒家所說的“王道教化”,是一種文明教化,是一種以自身文明軟實力潛移默化其他文明的過程,是以民族為單位,文化為工具,不是以一個人為單位,秉以言語為工具,試圖教化一個民族這樣一個大單位的。先生的理解顯然是後一種。但是在這個問題上我並沒有想法,因為就地理條件來看,北方遊牧是否真的有可能被“王化”還是一個問題。但是國營經濟這個坑跳進去是真的萬劫不復,這一點我堅決不認可。

    • fucianiple

      對了,另外我認為先生有道理的觀點,多數是文言文寫成那些,白話文寫成的我多數不贊同。

    • KingLing9122330

      个人觉得搞”法治” 和”酷吏”是两回事
      所以法治就是真正的依法治国, 全国所有人都依法律条文走, 如果觉得法律过于严苛或宽松的, 就由大臣和皇帝去作出合适的修改。
      而酷吏就是手法的问题了, 就是所谓的”吏”, 为求办案方便, 不惜滥用酷刑, 甚至牵连无辜, 又或弄出人命, 由于古代对罪犯或嫌疑者没有一套完善的保护制度, 所以吏就可以利用这些灰色地带滥施大刑和苦打成招

  4. celtsman

    破壞競爭實際上隻能造成加入了行政尋租+行政托拉斯所產生的最大惡果,但是這种破壞如果局限在部分的領域,尚且不至於對社會市場經濟構成嚴重威脅。一旦為所欲為的行政權力可以對任何領域的商業活動進行破壞時,革命就會按照各种不同的麵貌齣現。
    劉徹時期的專賣制度實際上還是著手於行政許可的領域,對於具體的流通環節還沒有太多的干涉權。這种對流通環節的干涉一直令中國君主政府的一貫頭疼,但是隻利用君主絕對制度的黑幕政治,不可能對公開的流通領域的信息進行控制和掌握。王安石的熙寧變法可以說是嘗試使用原始的行政工具對非常發達的早期市場進行干涉的毀滅性失敗。可以說,直到共產主義政權統治紅俄和中國為止,絕對統治階層都沒有辦法對付流通這個人類共同創造的巨獸。這點上我認為奧地利自由學派所提齣的邊際效應可以非常完美地解釋為什麼政府專營和計劃經濟完全沒有辦法和古典自由主義的市場抗爭。

  5. SiValleyMrYin

    开个脑洞:如果当时做法是,把80个盐场的经营权按10年为单位拍卖,价高者得,同一个商家/家族最多只许买1个,会不会好很多?

    • celtsman

      在当時的技術條件和交通條件下,不可能實現。因為沒有辦法取證,同時,行政許可的權力逐漸向中央靠攏(最終完成則要到東漢),在效率上也很難做得到。最後,西漢的政府各級機構都沒有完整的財務會計制度和預算、核算、決算制度,所以這樣做的結果就是造成一批所謂專業化的官僚,而這些人又會產生一批衣服與他們的附屬階層,最後尾大不掉。

  6. songzuying

    文昭兄你好,最近中国热炒一个匿名为“顺其自然”的人连续二十年给慈善机构汇款,我是银行的工作人员,现在银行存取款,汇款都是实名认证,没本上拿身份证银行根本不会办理,而且慈善机构,寺庙,金融机构属于敏感类账户,需要做反洗钱调查,这个好心人是怎么能连续二十年突破银行和人行的审查的?如果这不是造假那就是在洗钱

  7. HUANGYIQIN

    回复”正义者”的观点,按”正义者”的说法盐铁的巨大收益只会让权贵者赚钱,所以收为国营是正确的,按这种说法,电子商务很赚钱时,是不是也要由国企来经营,未来5G很赚钱,是不是要赶紧把华为收为国有进行专营,当时搜索很火的时候,人民日报让不也那个乒乓冠军搞了一个搜索吗,只是没有垄断,所以倒了,假设也由她来专营搜索,那体验会如何.按此理论,微软赚钱时也要收归美国国有,因为打仗时比尔盖茨不会出钱.谷歌赚钱时,也要收归国有,福特公司当年赚钱时也收归国有,如果都那样还会有现在的世界第一的美国吗?

    如果怕权贵垄断,可以制订反脱拉期法,这才是正确的做法.至于说”不搞国营这份利也分不到老百姓手上”这种说法,更是可笑,美国石油公司没有国营,美国人民确实没有分到石油公司的利,但美国的石油比中国便宜,这难道不是美国人民得利了吗?中国的盐如果不专营,各私盐互相竞争,以合理的价格出售,这不是人民得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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