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两大报同时指中共领导层现裂痕,崇祯不迁都和习近平不妥协(20180815第4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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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是2018年8月15号星期三,今天美国的两大报,《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都指出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中共领导层内已经出现了裂痕,我们来聊这个话题。最后再古今穿越,说说明朝。《纽约时报》8月15号的标题是《中美贸易战会威胁习近平的统治吗?》,文章一开始就说,最近几天,中国商务部、警方和其他部门召集出口商的高管,询问他们他们有没有裁员或者把供应链转移到其他国家的计划。在我看来,这比较明显是7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稳就业和稳预期那几大“稳”的任务后,各部门和地方政府被施加很大压力,务必要做到自己管辖范围内不出现失业率上升导致社会不稳的情况。才会有《纽约时报》所说的出口企业高管频繁被约谈的情况。这其实是以行政力量干预企业的经营决策,连公安都在管你这个公司要不要裁人、要不要把厂迁走就看得出来。如果你在这个当口上大规模裁员、把生产线迁到国外,估计查税的、查你以前行贿的,各种招术就招呼上了。

《纽约时报》也采访到了广州暨南大学的一位教授,这位体制内学者透露政府内部有主战和主和观点的对立,一些人认为应该更咄咄逼人一些;而另一些人则主张让步。《华尔街日报》的标题是《习近平是否仍然是唯一说了算的人》。两篇报导都注意到了前阵子中国央行和财政部的公开争论,这种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矛盾,闹到媒体上各自向社会求关注,用争取舆论的方式来放大自己的嗓门分贝,可能正反映了习近平的犹豫摇摆,放任了属下的争论而没法果断地做出仲裁。

 

本来在面对困境时,执政集团的内部分歧,有不同的方案和路线之争是常态;但我们得说,就算目前这些分歧表现得并不激烈,但是它反映出的真问题恐怕很严重。,被人挑出毛病来。原因是在高压的氛围下,体制内的人生怕自己向核心看齐的姿势有一点闪失,执政集团内部仍然出现了众多的不和谐音,其实已经是经过了重重过滤、小心谨慎才表达出来的,只能说明现实困难的严峻程度。

接下来讲几个的消息,第一个是《自由亚洲》今天的报导,一份在互联网上流传的一份通知显示,山东省青州市政府辖下的一个街道办事处因为资金紧张出通知,以高利息为条件,向公务员借款。这个事被曝光以后,该办事处坚决否认。

 

第二个消息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在星期一发出一份通知,说没能到期偿还一笔价值7300万美元的境内债券的本金和利息;还说,另外一批在这个星期天到期的总规模5亿元人民币的债券偿付也有问题。

 

 

这两个故事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山东青州的街道办事处向公务员高利率集资,反映出的是地方政府基层财政到了断炊的困境。新疆建设兵团六师的债务违约,不是一般的企业债违约,因为兵团的性质特殊,它是一个戍边囤垦的组织,是个既军事化、又行政化、后来又企业化的组织。它也出现大规模债务违约,性质的严重性超过了一般的企业债违约。

 

基层政府以高利息向公务员借钱是个极度危险的举动,完全是饮鸩止渴。因为政府本身不能创造任何收益,请问它以后如何偿还这笔高息借款呢?不外乎三条途径,一是以此绑架上一级财政,政府借的钱、又是借的自家人(政府雇员的钱),这个咱不能不还吧?所以上级财政你说什么不能不管我,这事关基层稳定。第二个办法就是巧立名目转移负担,对这个办事处辖区的企业变着法的收费,设立各种各样的罚款。第三个办法就是前面两个办法也不行,就借新债还旧债,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基层政府向雇员借高利贷这事,相比起民间的以高利率引诱来集资多一层安全的保护,就是借钱给政府的公务员,出现了债务违约,他们的耐受度也比较大,因为他们不敢追债追得猛了,把自己的公务员饭碗砸了,好赖这是个稳定职业,自己的养老还要靠它。但这种耐受度也不过是更大一些而已,也不是无限的。以高回报引诱你投资、或借债,虽然你在名份上是投资人或债权人好象有些区别,但是由于资金去向的高风险性,结果上并没有差别,就是都面临本金收不回来的风险。而且融资手法都是一样的,都是以高利率以诱你把储蓄交给某个不具备金融业务资质的机构或个人,差别只是这个融资人看起来是不是很有背景、让你觉得安全感。只有他背景不够硬,最后被牺牲掉了,才会成为集资诈骗。如果集资人直接就是个基层政府,那大家都会觉得,牺牲谁都不会牺牲掉它,那照样会有人把钱往里投。

在上个月还有一篇在互联网上流传的文章,作者是川东一个县城的公务员,作者自述已经两个月没发出工资,也有朋友在我这儿留言说中国的县级财政事实已经陷入崩溃,结合这个街道办事处向公务员借款的消息,看来这种程度的财政困难很有可能是真实且普遍的。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债务违约的消息,违约的主体是兵团六师所属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应该可以归入地方所属的国有经济实体,它的具体资产结构虽然不清楚,但是一般情况下,它们债务都要以国有资产为抵押 ,他们自己营业收入不足以提供足够的现金流偿还到期债务,那也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出售资产还债;二是不想出售资产就银行继续给他们贷款还还债。

说到这小结一下,上面举的两个新发生的例子是说中国社会公共财富的现状在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之下更加暴露出漏洞百出,这是构成当前政府困境的主要方面之一。形势不严峻到如此,在一切向核心看齐的政治高压之下,就不至于在领导层内出现分歧争论。当然中国的经济难题有很多,今天说的是以国家政权力量从社会提取的管理的这部分财富:就是政府财政、和国有资产。其实还包括社保资金,它也是漏洞百出,以后再单独开个话题讲。这部分财富对政权的生存关系最为直接,也直接关系到现存社会秩序的维持,也足以让执政治集团内部产生严重的焦虑,

 

要缓解上面所说的困难,得从多个层面综合施策。但是危机关头总是事有缓急,得有个直接下刀之处,多数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都会给公务员冻薪、或裁员,砍掉大笔支出的公共项目、福利项目。中国老百姓本来就没啥福利项目可砍,那有啥可砍的呢?有臃肿的党务机构,还有什么工商联、共青团这类外围组织里有大批冗员,他们或者比照公务员待遇、或者是公务员编制却不服务于社会,这些人占用了大笔财政资源,早就该砍掉他们;去国外到处大撒币投资项目也是该砍的,可基于政治原因都砍不掉。那最起码眼下救个急:向美国妥协,避免贸易战全面开打加重经济不景气的形势吧,也很难做到,于是就不知道计将安出了。

 

接下来就过渡到今天最后讲的故事,为什么在危难关头有的当政者明知避祸之道却反复犹豫不能遵从。明末崇祯皇帝困守孤城北京,就是不迁都南京;和今天的中共领袖内忧大于外患,却也坚持就不向美国妥协,是出于什么考虑呢?关于崇祯不迁都,现代人的解释有:勋贵外戚的反对;朝臣当中恶性党争的影响,当时内阁班子主要是河北籍的、他们担心去了南京以后失去了自己经营已久的人际关系网络,被边缘化,所以极力攻击提出迁都倡议的人,等等。

但是我想这些理由都不充分,要知道明朝从来就是两京制,明成祖朱棣北迁之后,南京不仅六部俱在,都察院、国子监、翰林院、五军都督府,也一应俱全。南京这套政府班子和北京班子共存,既有在具体的事务有分工,也有在管辖的地理范围上有分工。所以南京有完整成熟的政府,迁都造成行政混乱的风险不高,明朝的迁都其实比起其他朝代是有更现实的条件,而且会跑路的朝代一般活得久,唐朝的首都被敌人攻占了几回,皇帝也跑了几回,唐玄宗、代宗、僖宗人家对首都一点不执著,他们认识得很清楚。皇朝的命脉是在我,不是在首都,我这个真命天子在,到哪儿都能建立合法政府。除了汉族政权之外,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一样是会跑路的活得久。被金灭掉的那个辽朝,跑到中亚建立一个西辽帝国,又延续差不多一百年才被蒙古所灭。元朝丢掉大都以后,跑到塞北又建立了北元,便用元朝的国号又差不多二十年,北元皇帝爱犹识理达腊,还取了个倍儿有志气的年号叫“宣光”。这个年号直接出自杜甫的一首诗“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就是周宣王、汉光武两位都是中兴伟大的君主啊,元昭宗爱犹识理达腊以他们为榜样,表示了中兴大元的志向。当时高丽诗人李穑有一句诗:“宣光洪武二龙飞,外国孤臣双泪挥”。宣光是北元、洪武是朱元璋的年号,两家并驾齐驱,人家北元跑路跑得也很有志向,一点不窝囊。后来北元也不是被明朝灭亡了,而是领袖换人,继任者放弃了皇帝的称号,改用蒙古大汗的称号了。

 

就说跑路肯定不是个窝囊的事,最关键的还是崇祯皇帝个人的价值观体系对他判断的左右。他对宋朝的灭亡有着深刻的印象,把对北方女真的妥协当成是重新走上宋朝灭亡道路的开始。明朝的起家是以驱逐鞑虏、光复中华为旗号;崇祯就把放弃北京退守江南视作对祖先功业的背叛,自己合法性的丧失。其实这两个理由都有相当程度的想像成分,并非基于事实。没有任何事实反馈说明他真跑路了,就会被说成背叛祖宗、他真命天子的合法性会受损。崇祯本人有相当高的自我道德期许,一定要做个中兴明主,而在他的头脑里中兴明主是万万不会做迁都避祸这种事的,所以基于这些观念的阻碍,在头脑中虚构出了一些严重后果,使他对迁都之事一再犹豫,最后失去机会。

 

而习近平的认识模式和这种情况有类似,习近平以他那个党文化的价值系体系来衡量,也有相当高的自我道德期许,要当个中兴之主,名垂青史,把对美国的妥协意味着他人生意义的丧失。有朋友会说习近平的拒不妥协是因为美国所要求的改革是会导致共产党政权的丧失,所以他拒美其实是在保党。这个判断我是赞同的,但是习近平的人生目标是双料的,就是既是要做党内称颂的领袖,也要实现民族主义者称颂的圣君。这两种判断在他的价值观体系里是合一的。而对美国的妥协会导致共产党政权被削弱很可会发生,但这种削弱也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但却未必会导致民族利益的丧失、国家失去未来。后一个判断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想像,就像崇祯认为跑路了视作背叛,丧失了坐天下的合法性一样,这是一个从他个人观念出发的想像。由于习近平把对党的维护和民族振兴等同起来,还因此给自己赋与了一种道德上的自信,就更难把党的损失这个事实、与民族前途,因党的损失也同样受损失这个想像之间做出区分。

总结今天的话题,我们从美国两大报报导的中共领导层内的浮现的裂痕出发,讨论了哪怕是看起来不严重的分歧,也反映出了现实问题的严峻。最后又穿越了一下,对比了明末的崇祯与当今中共领袖之间的性格特质,他们的判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基于非事实的想像。最后预告一下,明天我会员网站的特别节目专栏,会讨论一个我认为非常有现实意义的话题,就是怎么样锻炼人们的民主素质,法国人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指指出一条经验:通过民事审判的公民陪审团制度。

 

 

3 thoughts on “美国两大报同时指中共领导层现裂痕,崇祯不迁都和习近平不妥协(20180815第422期)

  1. estel

    想起了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的财政问题。。
    Doyle的《The French Revolu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第26页“burden of taxation… fell disproportionately on those least able to pay”(也就是损不足而奉有余)、和Neely的《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第7页所说政府大量举债,甚至财政收入过半被用于偿还债务的利息。
    当1785年和1788年的旱灾到来,加之启蒙思想传入,最终导致了大革命。

  2. jingsiji

    文昭把崇祯和希特勒做类比,这也是我之前的同感,同样是基于想象而做出的匹夫之勇,同样可以被美化为所谓“君王死社稷”。

    把崇祯和习近平做类比,相似性可能没有那么大,崇祯保卫的是自己的祖业(明王朝),而习更多的是在保卫那个组织。如果习的想法转化为不保组织而保祖业(保中国不保中共),反而不会是现在这副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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