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是2018年4月20号星期五。中兴通讯遭到美国一剑封喉式的绝罚，引起了中国国内要加大投入，自主研发芯片的呼声，今天我们从这个话题出发来聊一聊。
先做预告，明天星期六，萧茗老师表示她太忙，所以我会员网站的特别节目专栏本周六没有更新。但是我开了一个新专栏——会员投稿，放上去的第一篇会员朋友自行制做的音频和文稿，是用数学思维讲中庸之道的立场和原则，我觉得这是一个满新颖的思路。具体观点也大家都可以商榷，但这样一种兴趣的方向我特别赞赏——就是把科学与哲学再度合一，这种结合的价值在于哲学不再是关于遥远的星空的事，而是让它回到了生活中，变成我们待人接物的指导原则，其实它还真就是哲学起源之处的真实用意。不仅是中国哲学；在西方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科学与哲学也是同出一源不分家。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亚力士多德，和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古希腊的数学和几何学家，但是这个学派认为数字的和谐代表了宇宙的秩序。亚力士多德留下的著作，大部分其实和自然科学有关，他在知识分类、和方法论方面也是自然科学的奠基者；但他本人又是古希腊时代最重要的“形而上学”哲学家之一。其实亚力士多德的那个套路，很像中国朱熹所讲的“格物致知”。
近代科学与哲学分道扬飚，形成了现在的学科体系，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词儿叫“认知升级”，也许回到人类知识的源头，把不同科学和哲学再度合一，成为达成善与幸福的阶梯，就是认识升级的方向吧。
可能又有人要抱怨，不是要说芯片中国造的话题吧，怎么玄乎乎的先来一顿知识、哲学啥的。其实我想说的是：芯片中国造真的只是一个技术研发问题吗？是一个投入资金和人力可以解决的问题吗？技术知识自己的进步，是不是也要以人文知识的进步为条件呢？技术发展似乎有它自己的路线图，一项技术只要时间够长、使用的人够多，就会有经验的积累，就会有若干小的改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有重大突破。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是不是还有一张更大的地图，科技的发达有社会制度上的、价值观的、大众文化上的乃至是哲学上的背景呢？只在技术领域使劲夯钱和人力，能实现单线突吗？这其实是我一开始大发感慨，谈科学和哲学合一是认知升级的原因。
今天有条消息是阿里巴巴全资收购中天微系统有限公司，大陆媒体的标题是，阿里巴巴要自主研发打造“中国芯”，还有人使用了“马云怒了”的标题。好象是中兴通讯被美国制裁让马云深受刺激。马云怒倒未必，但这确实是他在芯片制造领域投下的一颗先手棋子。他进入这个领域应该主要是出于他自己公司战略的考虑：因为他想搞的“物联网”系统，从事的大数据和“云端”业务，芯片自主研发和制造，对他公司的战略安全很重要。。受到刺激的其实是政府，中兴通讯是政府的5G战略领头企业，中兴所遭受的打击也是这个战略遇到的重大挫折。少不了接下政府会下血本鼓励国产芯片的研发制造，中国的科技企业也要从速重构自己的供应链，尽量采购国产芯片，所以阿里巴巴想占据这个行业的领跑地位，期待日后的订单如雪花一样地飞来。但前提是他造的芯片质量上大体得和美国货相当，不能有明显差距，否则会降低中国产的通讯设备、网络设备的质量，失去市场竞争力。同时还得有个性价比合适的问题，如果国产芯片成本太高，也会使中国造的科技产品失去价格竞争力。所以现在的问题准确地说并不是中国有没有能力造芯片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能力造有市场竞争力的芯片问题。你有能力造芯片，但是成本比美国高通高出一倍，它只能停留在试验室阶段，无法进入市场，你有这个能力也没有意义。
如果我直接说中国在高科技制造业领域的核心技术落后，也是个制度问题、文化问题，肯定会有人觉得你太扯，啥是都往体制上靠。所以我还是想把这个问题一层层剥开讲。
先想提个问题给喜欢思考历史的朋友们，如果以300年为界，你觉得最近这三百年里哪一年最重要？哪一年对塑造我们今天这个世界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得到的答案肯定是各种各样的，因为这三百年来却实发生了太多重要的事，有无数伟大的人物在这三百年来出生和逝世。要我来说，这三百年来最重要的一年是公元1776年。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三件大事：美国发表《独立宣言》、英国工程师瓦特发明了改良型的蒸汽机、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这是三件什么事呢？分别是重大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理论创新，这三样创新塑造了我们今天的世界。
这三样创新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如果说对塑造世界的重要性，我的排序是，第一：国富论、第二独立宣言、第三蒸汽机。这么说可能科技粉会很不高兴，会说你这就是文科生头脑，科技改变世界！我们认为蒸汽机才是最重哒！请容我解释
首先：资本主义离了蒸汽机也可以有发展；而蒸汽机离了资本主义就不行。为什么这么说呢？不管有没有蒸汽机，都不妨碍生产关系的变化进程、都不防碍土地和劳动力变成生产要素对吧；有没有蒸汽机都不妨碍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有没有蒸汽机都不妨碍金融体系和交易信用制度的形成；有没有蒸汽机都不妨碍社会分工发展。因为这一切，在瓦特发明改良型蒸汽机之前，都已经在进行中了。有了技术进步，也许使得这些进程都加快了，但它不决定这些事情存在与否。这些术语可能有的朋友听着有点绕，说得简单点，资本主义的实质本是围绕着交易这个目的，把原先的社会关系打散重构。这个行动和蒸汽车发明与否其实没关系，这叫没有蒸汽机资本主义仍然能发展，那什么呢没有资本主义蒸汽机就不行呢？
技术创新首先需要资金支持，投资人的目标就是为了取得市场回报，瓦特研究蒸汽机的早期阶段就是因为找不到有实力的投资人，他不得不兼职干一份运河测量员的工作，一干就是八年，直到有一位伯明罕的铸造厂老板博尔顿成为他的合作伙伴，他才取得了必要的支持。瓦特的第一批蒸汽机工作效率很低，只能做直线活塞运动，所以主要用于矿井的抽水。技术的持续改进需要先把眼前机器卖出去，赢利良性循环以后才能做后面的研发。于是他就需要专利保护、需要完成交易的金融信用制度，需要资本主义提供的这一切社会制度和关系。否则他瓦特就只能一辈子干他的运河测量员工作养家谋生，机械发明只能作为他的业余爱好。所以蒸汽机虽然成功地推动了工业革命，释放了资本主义的巨大生产力，但技术变革本身能够出现，是有赖于资本主义提供的制度环境的。
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想，就算瓦特从来没有出生过。但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客观要求交通运输和生产有效率更高的动力设备，不断发达社会分工的发展必然产生一批专业的技师、机械师。这伙专业技师每天不干别的，就琢磨怎么搞出新动力设备，不走瓦特的道路，总有别的路可走，技术发展的可能性是非常丰富的，达芬奇留下了那么多天才的设计图纸，没 准激发了某位机械师的灵感。但是如果没有近代公司制度、专利保护制度，这一切就都难发生。
这是讲资本主义这种协作关系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那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这里扮演什么角色呢？它首次给出了资本主义清晰的世界地图，《国富论》在中国的翻译最早叫《原富》，其实我觉得这个翻译可能更符合这部著作的本意，就是它从宏观角度解释了国家财富产生的要素和过程。这本书1776年出版，不是说资本主义在此之前就存在了吗？是，除了有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外，之前也有法国的重农主义、重商主义的学说。
但是这就好比是你头脑中的地图假是天圆地方，大地只是一块平板，这并不妨碍你画出你家乡方圆一百公里内的准确地图，让你在这一百公里范围内准确地规划你的旅行。可是，你必须建立了地球是圆的这种正确概念，才会有地理大发现（美洲）、才会有大航海时代、才会有全球贸易。而《国富论》就好比这样一幅世界地图，它从整体上建立起了这样一个正确的认知基础，政府从而能理性地设计自己的财政、金融政策，知道怎么样管理经济活动；那些基于经济规律的远期投资活动，于是获得了航行的指南针。资本主义先在完成了头脑中的地理大发现、开始了大航海的征程，才在行动上焕发出巨大的创造力。
前面讲了这么多是说资本主义是近代技术创新之母，而《国富论》所推崇的自由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又塑造了资本主义头一百多年的大脑，我的重要性排序里把它放在第一位。第二位是独立宣言，因为它所代表的民主制度使得自由资本主义的生存扎下了根。这个过程很简单，资本主义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关系，催生了资本家这个阶层；也催生了中产阶级这个群体。他们必然要求自己的政治地位，才能保障自己的财产安全。当年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妒忌圣殿骑士团的财富，同时为了赖掉欠骑士团的巨额债务，国王诬陷骑士团为异端，把债主杀了了事。前车之鉴摆在那儿谁都不傻，新兴资本家一看，政府哪天也眼红我的财产，也学腓力四世之故事，也给我扣我异端邪教、黑社会分了的帽子，来个杀人越货，剥夺我的财产这不行。那会儿没有向海外转移财产这条路，我只能改变政治环境才安全。，所以我们一定要分享政治权力！国家大事不能你国王御前会议一个小圈子说了算，也不能贵族院这个圈子说了算，最起码要逐步开放，让我们这些新兴阶级参与。
美国能首先建成民主是因为它本来就是移民国家，没有贵族阶层，他给出了一个成功的示范，激发了欧洲的民主运动浪潮。
说了一大堆总结起来就是：《国富论》和《独立宣言》是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认识升级（这个词其实我不喜欢，过于商业化，好象是手机升级你去买，代表你赶上潮流先进了。我只是借用这个词），在他们开创的资本主义环境中，技术创新如雨后春笋。技术发展并不是一个单线维度，随着经验的积累、小的改进的积累，带来重大突破。中国是否有成为一个技术创新大国的人文环境呢？
其实还有一个简单得多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一再鼓吹的逻辑的连贯一致，技术创新也是一种革命行动；需要革命性的头脑。如果这个社会的文化氛围和教育制度在消灭人革命性的头脑，革命性的思维在政治、人文科学领域都不能体现，凭什么觉得它就能在科技上体现呢？
创新就意味着否定，就是觉得别人干得不行，至少是不够好，我能行，才有创新。这个教育体系灌输的是教条是这也不能否定、那也不能否定，创新在一切公共生活领域都不能发生，偏偏在高精尖科技领域异军突起，这事它不科学呀！
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事实也是这样，一个国家在它伟大的科学发明涌现的时代，也是伟大的诗人、哲学家涌现的时代。创造性思维在本质上是一个东西，它在哲学上没有、在科学上也很难有。这就是我一开头的那个感慨，在创造力这个判断上把科学和哲学再度合一，可能是对中国人更加重要的认知升级。（认识升级这个词其实我不喜欢，听起来很商业化，好象是手机升级你去买，代表你赶上潮流先进了。我只是借用这个词，把科学和哲学再度合一，把技术环境、人文环境放在一起来评判，其实更符合人类知识的本来面貌）最后再度感谢这位会员网友的投稿，还自己录了音频，希望我那个网站能为大家交流提供一个小小的平台，为这种认知升级起到一点作用。
“如果我直接说中国在高科技制造业领域的核心技术落后，也是个制度问题、文化问题，肯定会有人觉得你太扯，啥是都往体制上靠。所以我还是想把这个问题一层层剥开讲。”
我其实很想听你直接扯一扯这个问题呢。前面安利了明天的节目，然后就开始层层剥开讲历史。好容易历史讲完了，终于可以听听时事评论了，结果20分钟到了，没了。虽然我也知道当文昭先生谈历史的时候，每一句话都在阐述为什么现在中国的环境很难达成科技的“弯道超车”。
我回溯了以往的很多节目，发现我个人听的次数最多的那些，要么就是全理论的，我以前有特别喜欢的两期是名教情节和先要民主还是先要法治。要么就是更偏重政事时评的，最近的如中美隐形战场心理博弈，房产税十条细则。
果然是众口难调吧。只是个人意见，总觉得今天这个不够过瘾耶。。。
多謝先生的抬愛。
我還是喜歡古希臘對哲學的理解，把知識和人文合而為一最終形成的基礎和通用的確定性，看成是哲學。如果把人類社會的構成看作一份高樓的設計圖紙，那麼人文藝術就是造型和創造力，科學知識則是結構和可行性設計，而使兩者成功結合起來的就是一種基礎和通用的確定性。如果沒有這種基於事實又高於事實的，綱領式確定性，不是人文藝術帶來的創造力跑偏，使這棟樓沒辦法蓋下去，就是科學知識的局限性將創造力帶入到死胡同裡，讓蓋起來的樓沒有任何美感可言。失去了知識的哲學，會失去基本邏輯，脫離現實，就變成了神話和虛幻主義。而失去了哲學領銜的知識或認知體系，則會失去拓展的動力。因此人類文明的歷史上，將哲學和科學一起研究的社會，一般都會獲得大幅度的整體文明進步，反之，將這兩者分開社會，無論是邊緣化哲學還是邊緣化科學，都很難避免墮入歧途，最終走向混亂的命運。“子曰：思而不學則殆，學而不思則罔。”這句話的深層的意義正在於此。
兄台这番论述还是过于笼统和简单化了。特别是您所说的“哲学”在这里究竟指什么，“知識和人文合而為一最終形成的基礎和通用的確定性”，没有说清楚。
若将哲学理解为狭义上的“哲学”，也就是西方哲学史中各家的论述，那么哲学和科学的分家，是人类知识发展的趋势，并不是某种社会制度的设计。比如当今社会，不管什么政治经济制度，哲学和科学都是分离的。美国大学里搞科研的，硅谷科技公司里造芯片的，一般也不会去看当代哲学。
若将“哲学”理解为某种指引方向的东西，在社会层面上则可以笼统的理解为意识形态或价值观。这里您的论述是不是成立，取决于这个“方向”是不是正确。仅仅重视哲学还不够，必须得重视“正确的”哲学。举例来说，法西斯和共产主义也是一种方向。苏联也同时重视着科学和意识形态这样的“哲学”。马克思的研究和著述是不是这样的“哲学”呢，至少在他看来也是在为人类的福祉做扎实的工作吧。
若将哲学理解为“人文艺术”的统称，这个范围实在是有点大。定义是不是合适就很难说。
总而言之，兄台的意思我可以理解：要进步，既要跑得快，也要知道往哪跑。这是个不言自明的浅显道理，牵扯上复杂的概念反而变得说不清了。
谢谢您的指正和批评，其实今天我说的这个不是我个人的理解，而是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到苏格拉底这些思想家所持有的观点，笼统、简单是难免的。我只是比较喜欢这个理解，觉得这种理解是哲学和科学合并研究的一种前提。目前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其实已经又像欧洲中世纪一样将两者彻底分开了，而且更糟糕的是，他们其实是将中共通过马列主义虚造的认知空间发展出了一套完全脱离现实的哲学体系。这样的体系逻辑简单，设想完美，因此在其初期，尤其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非常具有迷惑性，居然激发了很多人自发的向往。但其核心和整体都是虚构的，所以真正往前发展的时候就出问题了。我上面说的逻辑性也不是很严谨，望见谅。谢谢！
另外我想反駁昨天一位朋友的觀點，就是中國從先秦時代的哲學就缺乏邏輯和論證，我認為是不太準確的。當我讀先秦時的文藝作品，包括儒家、道家、甚至法家和兵家，感覺多數都是經過大量論證，就比如中庸裡提出的觀點和上面那句出自論語的精辟結論，沒有過深刻的結合人文、知識的邏輯思考是不可能說得出的。只是當時的辯論詳細過程沒有能夠保留下來，或者在戰國到秦統一的過程中被破壞殆盡。導致後世子孫只能通過毫無根據的臆測，來重新揣摩這些論點的邏輯和含義，又因為後來的強權專制導致理性的推論幾乎沒有。但是中共之前的中國只能算是退步，因為受到天道和宗法的根本約束，沒有人敢過於脫離當時的認知體系。和共產黨後來從整體到核心的虛造認知體系的肆無忌憚，屬於天壤之別。
文昭先生今天您讨论的问题正好我也在没事想想，创新通常是需要思想的极度自由，但历史上有两个例外：
1，二战时期的法西斯德国的科技进步。
2，冷战时期的苏联发达的科技。
这两个国家都是极度专治且不自由，人们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不损失创新能力的？是他们本身对这些极权制度的狂热及拥护，反过来制度又保护他们，使得有能力的人能够发挥才能？
盼望文照先生帮忙分析一下。
谢谢
在当时，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思潮刚刚兴起，所以当时的人们根本没法预料到这样的国家民族主义会带来什么，所以可以狂热的投入到初期的生产建设中去，新中国初期也是同理。但是随着国家民族主义的内在价值观的深层矛盾暴露（所谓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里的不平衡不充分中强势的是国家集权力量和官僚资本家，弱势的是人民的人权），它就慢慢地失去了动力直至崩溃。
同时，当时的整体科技水平还属于“勒一勒裤腰带”就能够得着的水平，但现在的科技水平需要的是巨大的高素质人才基数，同时还需要具备以市场交易为导向的自由的研究环境才能够形成。
举个例子来说，就是苏联可以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去拍一部“战争与和平”，但是缺少资本精准的激励，按那种模式不可能催生出来现在拍电影所需要的动作捕捉等特效技术，因为国家民族主义的官僚们根本就没有这个嗅觉和激励去发展这些。国家民族主义可以摘到一些看得到的果子，但是看不到的果子是需要像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这样的人去冒险摘取的。
您分析得很有道理，所以放在今天是：集中力量办蠢事；靠人海战术基本只能建房子，真正的进步第一步是思想的解放。
如果中国能造出芯片，那么这个中国已经不是现在的中国了，是符合普世价值的中国。
乐见中国能早日造出来芯片来，世界也无需与之为敌了。
另外我总是想提到“可持续”三个字。象很久以前我回复文昭先生的节目时说的。美国等国也许乍一看“效率低”，但长期看财富和技术一直在积累，在发展，其实是效率高。靠搞运动，偏激的不要命，飞速发展几十年，又垮掉毁坏几十年，长期看来是浪费，整体效率低，因为破坏永远比创造更快。
你说的例子也一样，苏联举全国之力，在军事上似乎可以比肩美国，但轻工业呢？农业？金融？医药？电子？是整体的科技可持续发展么？最后撑不住轰然倒塌，大批优秀人才还是直奔西方而去了呢。
甚至连很多人喜欢说的美国的所谓的“统治”“剥削”也都是“可持续”的。二战后就投靠美国的，甚至连主权都不完整的韩国日本，就算天天有人在喊美国剪羊毛，但别忘了即便真是剪羊毛，那也是可持续的，羊本身日子过的也还好。再看二战后苏联的势力范围，那才叫涸泽而渔杀鸡取卵，到现在都还缓不过气来。
所以我一直觉得搞运动式的折腾，不可持续，反而会造成远期的倒退和浪费。
明白，所以体制问题不解决，中国的文明发展是死路一条。另一条路是北朝鲜，彻底奴隶制，选择集体灭亡。
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是，有一位朋友已经解释得很全面了，我在做节目时其实想到了这个问题，但我给自己定下的原则是一集节目不要超过20分钟。
纳粹和苏联其实逼走了很多自己民族的杰出科学家，集中全社会的力量搞个别军事项目，只能作为战争时期的应急之举，大国之间长期的国力竞争要拼的是耐力，需要均衡的体系。
“应中力量办大事”反而有害于均衡体系的建立，从长远来说甚至有害，苏联就是典型的教训。失去市场导向的激励机制、调节机制，没有人文制度环境的进步，这种“集中突击”某些技术门类的战略，如同给所有孩子断奶，只喂养一个孩子，长期当然是不行的。
感谢文昭先生解答！
是不是陽明先生對於格物致知的理解更加符合實踐和認知的相結合？朱熹似乎傾向於教條主義。
首先，非常感谢文昭老师对他自己所学的分享，每次听文昭老师的课都受益匪浅。那么我想就今天所说的几个话题稍微做一些延伸和扩展，希望能与文昭老师和各位网友探讨。第一，哲学实际上不仅仅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很多人往往理解哲学是一种抽象的逻辑思维，但是我认为哲学本身不是一门特有的学科，他是对任何事物和事物演进规律本身的一般性本质进行高度抽象性和逻辑准确性的概括和总结，因此我认为哲学并不是一门单独的学科，他既包含了人类在认识领域的一般性规则也包含了物质事物本身的演进。所以哲学的本质是任何事物存在和演进的逻辑。第二，就是想对文昭老师所提到的制度环境与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层面做一点延伸，我认为所谓的制度改良或者是制度变革的终极并不是明文规定的法律的改变或者是任何形式的权利法案的发表实施，而是一般性社会规则的改变。所谓的一般性社会规则也就是不处于较高的政治层面，而在人与人之间交往博弈中自发形成的交往规则和体系，只有当他发展成整个社会的共同认识的时候其名文规定才会出现，因此像国富论和独立宣言等等文献他是对当前社会已经形成的社会交往规则进行的一般性总结和概括。而最终形成的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他不光是资产拥有者本身的社会和政治诉求，他更是统治者为了能够长期稳定的获得财政收入来源而达成的一种妥协，这就是在经济逐渐发展中形成了更新的人与人的交往方式。第三，就是针对中国能不能实现技术赶超我提一点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技术赶超分为有目标的赶超和没有目标的赶超。所谓有目标的赶超实际上是有了一个明确且已知的生产所要的达到的标准和要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是有优势的，因为它可以集中资源和投入去按照其他国家已经走过的路径去再走一遍，同时可以用强制手段把对整体经济效率的损害强行压制下来。但是没有明确目标的赶超那就不一样了，因为发展的高度和层面是未知的，因此所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就失去了该办什么的方向和具体的要求，也就没有用了。而经济效率的提高是取决于市场的需求不断被满足和市场的潜在需求不断被开发，这就要求有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以及敢于承担失败的勇气和责任，这就要求民众拥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并要求现有制度对民众自由行动的束缚降到最低而且还要保障人们的创新成果不被破坏。所以我认为中国赶超美国现有的技术水平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却不能引领未知领域的开发方向，而对未知领域的开发实际上是经济增长的根源。其实我们回想一下，发达国家做的往往是开发利润，而中国做的往往是摊薄了利润罢了。
文昭兄你好，请问你可不可以在「文字稿」方面，不要与视频中的语言内容区别太多呢？因为要划重点的话，视频和文字稿对不上号的地方太多了。要手动改动的地方太多、太杂，其实直接挪过来就可以了（除非是明显的事实性错误），视频中的语言就比较深入浅出了，而且不酸，文字稿中感觉不必再雅化、删减了。谢谢！
我尽力。文字稿和视频会有20-30%的出入，我录视频之前会写一个东西，把观点和涉及的知识点查找出来；录视频的时候又会有一部分临场发挥；最后成稿的时候又会要求再书面化一些，所以就会体现出这样的差异。
谢谢回复。。这视频中的语言效果是最好的（中文的书面语是理解之毒，是「反浅出」的。）。
尤其是这种经济概念、历史、哲学类的内容，看到视频中讲到精华的地方，就需要来画重点。
纯时事类的内容反而没需要这么样子。
因为，这类的内容是需要「重新建立基本概念」的，所以，不可能只看一遍，需要认真看好几遍才能理解、吃透。所以，拜托您了！
中国这种学科体系，原因应该是当年中国停止了文科只留下了理科（没考证）。恢复之后就有了中国特色文理分家。哲学变成了文科的一部分，数学物理化学变成了理科。
这是一种很莫名其妙的分类，因为物理的尽头就是哲学。 新型数据工具（逻辑数学，现代概率论，实分析，泛函）带动近代物理的发展刷新了我们对整个宇宙的认知。
把文理分家之后的结果，就是学理科不知道为了啥，很多只是在抄袭没有梦想（信仰）这也就阻碍了发明创造。文学中的哲学就更有意思了，变成了偏离物理事实自己瞎玩。
如果改为看过一篇文章后，分类里的大标题就会自动变为灰色会不会更好识别一下呢，以后就能知道还有哪些内容没有看，只要大标题颜色是灰色的话，就证明看过了，一目了然，希望文昭老师考虑一下。谢谢 ：）
怎么说呢，这期文昭先生的节目，我觉得不是很严谨。
首先，在提到科学与哲学的时候，概念的定义并没有理清。科学和哲学的关系，各自的内涵外延，在古希腊和现在是非常不同的。哲学的一大功能是对“原型科学想法”（proto-scientific ideas）的孵化。科学的各个领域是先后从哲学思辨中分离出来，产生自身的范式和范围而后独立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之前，也就是古希腊时期，它们本来就是一体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独立的科学领域。而在现在，各个科学领域已经产生了“术业有专攻”的体系，哲学也专门化到研究“规范性层面的问题（normative questions）”。“哲学”这个词的含义已经大不相同，而科学研究的内容和方向，也几乎与哲学并无太大的关联，比较难合为一体了。有关这一点的论述，强烈推荐林垚（林三土）老师的这篇文章：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cd22cb0102xkt0.html
其次，在讨论到经济学和政治哲学的时候，文昭先生也没有阐明他们究竟算是科学呢，还是算哲学。这个定义和分类是重要的，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科学/技术要和哲学结合在一起才能发展”这个论点成立与否。简言之，若经济学（国富论）本身就是科学的一部分，那么科学自身的不同分支就已经可以互相推动，而不需要某种“外力”作为发展的前提了。那说经济学是科学，有没有问题呢？我觉得按照西方经济学发展到今天极端倚重数学工具的趋势来看，说它是科学，甚至理科，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再次，即便我们跳开这些概念的定义，回顾文昭先生想要表达的意思。我觉得主要是想阐述“技术”，“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三者间的关系。我想提到这些，绕不过去的是马克思的著述。其中“技术”比较接近马克思说的“生产力”，而后面的两种制度，接近“生产关系”。马克思及其追随者，认为是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这个论述，在谁主导谁的问题上和文昭先生今天说的正相反。我并不认为马克思说的就是对的。但是这两者的关系，恐怕不是三言两语简简单单就能说明白的。有点类似鸡和蛋的问题。
而技术是不是一定要在一定的制度下才有发展呢？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的。但技术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相当的“独立性”。
人类科技的进步，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着指数水平的增长，也就是加速增长的趋势。比如近1000年来的技术进步大过之前9000年，近100年内大过之前900年。近10年是不是赶得上前100年不好笼统的说，但是计算机的摩尔定律自其诞生起基本上是成立的。这个跨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经济制度，几乎伴随整个人类史的趋势是否由政治经济的因素主导呢？我想答案并不是那么简单。也许在比较大的时间尺度上（几百年以上），制度对科技的作用是比较明显的。而在比较小的尺度上，制度的作用就不明显，反而是技术本身的发展推动后续的技术发展。美国宪法200年间几乎没有变化，但是技术的革新早已天翻地覆，这个革新的推动力，只能是制度之外的因素。再比如，工业革命的时间与国富论和独立宣言的时间重合，但以电气技术和信息技术为推动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技术革命就并未与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变革有什么重合，几乎是纯粹的科学和技术创新本身驱动的。从这个角度看，认为技术有他自己发展相对的“独立性”，并由此决定了生产的形式和组织关系，应该可以算能自圆其说吧。
反过来看中国，近3-40年间政治经济制度也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技术和科技的变化呢？在同样专制的制度下，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最为齐全的工业体系，也达成了很多先进的技术成果。比如大飞机项目就有C919这种商业化在即，也有一定竞争力的成果。我觉得说因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而造不出好芯片，这个论述成不成立真的不太好说啊。
起码，我们可以认为，对“能不能造出好芯片”这样一个微观的成果上，在一个相对小的时间尺度上，中国制度层面的问题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
Robinhook37您好！您的观点还是很精辟，很有逻辑性的。但是我想反驳您的一点是，虽然哲学对技术革新的影响是间接的，而其对于学术理论研究是有直接影响的，首先各门学科最著名的著作，其实都是哲学性大于科学性，因为这些著作提到的是基于哲学思考之后的学科宏观发展方向，正是因为这些方向的合理性，才造成了后续科学研究产生的效果。在大学里，几乎所有学科的博士课程都会设计“Philosophy of …”这样的课程，专门讨论学科本身的哲学，以及和整个哲学体系的关系。而且除了纯艺术类的课程，比如音乐、美术、表演系，多数人文学科和哲学的顶级研究也都是通过数学的方法建模，而非单纯的语言推论了。大量的科学家，尤其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最终转行去研究哲学也是很常见的现象，由此可见，现代科学与哲学已经是密不可分的了。谢谢！
谢谢回复！我同意你的观点。在上面林垚老师的文章中也提到，哲学研究的是“应然”的问题，科学研究的是“实然”的问题。有点类似于我们之前在萧茗女士的节目之下讨论的why和how的问题。从宏观上说，哲学因为其在方法论和实践论上为科学指明采取什么研究方法才是合理和规范的，无疑对科学有指引的作用。
我说的呢，应该算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到的事实。看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这个方向性的指引或者“范式”形成之后，科学家遵从这个相对稳定的范式，就可以得到非常丰富的成果，而在这期间这个范式几乎没有发展变化。比如说，有关存在的本源和世界的基本运行规律，在哲学上对应的是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在科学上对应物理学。形而上学几乎在牛顿的时代之后就没有什么重大革新了。但是物理学已经经过了不知多少代革新。这些革新，似乎是“不再需要”哲学发展提供助力的。当代的物理学家对哲学本身的学习可能修个1、2门课就可以了，但是对物理大厦自身的钻研远远超过学习哲学的时间。
文昭你好，我是你的忠实粉丝。今年想开个火锅店，想烦请你帮我起个店名，将来赚了钱，我也移民加拿大?。谢谢先！
泰勒乌拉姆！
芯片其实国人不是不可以做，做的话也不一定就比美国人做的差，其实重点是无法在短期内营造一个基于芯片衍生的生态环境。
如果不在intel框架设计下，国人制造的芯片需要主板厂商提供对应支持的产品，如果芯片没有主板可以插也就没啥意义。
就算有合适的主板，其他外部设备厂商不针对新的芯片框架优化驱动，那么芯片做的再好再高级也没有意义。
而且就算搞定所有硬件设备，操作系统不支持，一切还是0。
有了操作系统，还需要对应的开发上层应用程序。
这条路必然是个极其漫长的过程。
另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如今世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中国的太湖神威，CPU用的是中国的芯片SW26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