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鸡蛋抗争”全球瞩目,有个条件中国也具备(20180102第283期)

大家好,今天是1月2号,恢复聊时事话题。过去几天全世界最瞩目的事件就是伊朗的全国性抗议,从28号开始到今天已经持续5天,也是继2009年之后,伊朗最大规模的政治性反抗活动。

关于伊朗的状况,中国的媒体只是转发伊朗官方的报导,但是在互联网上还是有很多人在热烈地讨论,在海外中文推特上也有很多希望中国发生民主变革的人士以很高的热情在关注伊朗事态的进展,希望伊朗这次抗争能起到比2009年那回更大的成果,给中国人带来鼓励和启发。所以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在伊朗推动社会变革的因素有多少在中国也具备。

先简单介绍一下抗议活动的最新进展:今天早上的消息,星期一晚上到星期二的夜间,至少又有9人在示威活动中丧生;在此之前到12月31日已经有超过10人丧生。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冲突的激烈程度已经接近2009年的所谓“绿色革命”,那一次是由于当时的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在选举中连任成功,引发舞弊的指控,从而引爆民怨。2009年那次高峰时刻参与示威的人有300万。

这两次伊朗抗议风潮有两个明显区别:2009年的示威活动是由首都德黑兰开始,蔓延到全国各地。而这是次是由伊朗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开始,然后向全国扩散。首都德黑兰虽然也发生了示威,但规模小于2009年;总的来说本次示威对政治中枢——首都的直接冲击小于2009年那次。

第二个不同是诉求的不同,2009年那次是直接针对选举舞弊来的,矛头对准的是艾哈迈迪内贾德本人,示威者要求扩大伊朗的民主自由;这次是从抗议生活必须品涨价和高失业率开始,进而扩展到政治诉求,对现任的改革派总统鲁哈尼也不满。

在伊朗埋藏于社会的星星火种终于在2017-18年之间引发燎原大火,这种引燃的条件有多少也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呢?我把伊朗引燃事态的条件主要总结为三条,第一是高物价和高失业率。第二是长期持续的经济困境;第三是统治集团的矛盾。这三条目前在中国都不像在伊朗那样成熟。今天主要来分析第一条原因:高物价和高失业率。

伊朗的货币里亚尔近年一直持续贬值,去年下半年伊朗的通货膨胀率高达13%。如果把2009年伊朗那次要求民主的大规模群众抗争叫“绿色革命”的话,(因为当时参加示威的人都佩带绿色的丝带、头巾,街头一片绿色海洋)那这次的群众抗争就可以称为“鸡蛋革命”——由于鸡蛋等等生活必需品价格猛涨引爆了人们的不满。

在中国由于剧烈通货膨胀造成物价飞涨,进而引发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是否存在呢?至少中共政府在竭尽全力避免这种情况。在6-7年前中国曾经有一轮农产品价格的暴涨,当时发明了很多网络流行语,什么蒜你狠、糖高宗、豆你玩等等,指大蒜、食用油、绿豆等农产品价格上涨过快。造成这种现象的成因有:农产品本身的周期性;中国农业的组织化、规模化程度低,小农生产的单位成本高,从菜地到餐桌的中间环节又多;再加上大量资本在社会寻找投机机会,对农产品囤积居奇。所以经过这几年中共政府已经摸索了一套经验应对这种状况,从鼓励农业的规模化经营稳定供给、到减少物流环节、到防范金融风险。

所以中国和伊朗不仅经济总量有很大差别,经济结构的复杂性差别也非常大。伊朗经济结构单一,对石油出口依赖程度高;石油经济振作不起来,它的货币就持续贬值,必然直接传导至物价上。中国经济体量大,各种元素变量就多,能玩出来的花活就比较多,政府能通过产业政策、金融政策扶持一些增长点,去抵消另一些损失掉的部分。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除非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爆发,都不太会出现伊朗鸡蛋革命的经济条件。所谓系统性金融风险就是由整个金融系统的缺陷造成的,你无法通过分散投资,把鸡蛋放在不同篮子加可以避免,你不可能通过一个获利点去弥被另一个亏损点。在中国,从地方政府到民间的高负债率,一旦出现大面积债务违约会触发这种系统性风险;房地产泡沫、国营企业的高负债和低效益把整个银行体系拖进去了,也属于这种系统性的风险。这对目前的习近平政府来讲属于国家安全层面的重要事项。

要是这方面出了问题,银行坏账急剧增加,为了避免银行破产,实在没辙了政府会直接印钞给银行注资,那会导致恶性通胀,物价飞涨。所以在中国,要达到伊朗那种引爆社会不满的经济条件,门坎要高很多。

再来说就业,我查到的资料说伊朗目前的失业率今年是12%多一点,但青年失业率高达28%;还有资料说伊朗青年失业率高达40%。统计口径的偏差可能是因为什么叫“青年”定义有分歧,你越往岁数小的人群取样,当然失业率就越高,你要算15-24岁人群的失业率,肯定远远高于15-30岁这个人群。

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青年在所有年龄人群中是受害最大的人群,青年缺少经验和社会关系积淀,经济萧条的时候他们就很难找工作。但是也正因为青年的社会关系相对比较简单,他们的顾虑也少。不像四五十岁的人上有老下有小、胆子也变小,要参与什么社会活动的时候要犹豫再三,青年没有那么多顾虑。同时青年人的心理特点也是较少城府,容易被情绪所带动。所以我们看到大凡社会变动的时候都是青年先起事,他们冲在前面,等到形成声势了,其他年龄的人群才陆续加入。

青年失业率是近些年世界各地大规模群体抗议运动的一个关键成因,突尼斯在茉莉花革命之前青年失业率超过了三分之一。台湾的中央社报导,2013年台湾的整体失业率是4.18%;15-24岁的青年失业率是13.17%,高出三倍还多。25-29岁的人群失业率一下就降低很多,到7.11%。太阳花学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台湾的青年失业率比起中东当然算低的,但即使这种程度也足以引发社会变革的呼声了。埃及的青年失业率在1/4左右,说起来在阿拉伯世界不是最高的,但是埃及青年即使就业也不充分,有工作但收入低,埃及青年有一半以上实际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所以埃及的街头革命推翻穆巴拉克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发生的。

香港的情况也有类似,2016年香港15-24岁青年的失业率大概只9%,但是因为香港经济空心化,能够提供体面收入的初级工作大量减少,香港青年就算就业,能挣到的收入也很低,造成了青年相对贫困化越来越严重,这是雨伞运动兴起的社会基础。

那中国的青年失业率有多少?这是一个迷。如果从各国的平均情况来看,15-24岁的青年失业率大概是社会总体失业率的3倍。中国的社会整体失业率有多少呢?这也是一个谜。因为政府公布的城镇失业率(登记失业率)不能说明问题,所谓登记失业率是指去登记领取失业保险的人。这个比例多年都维持在4%左右。伦敦有个叫华顿咨询(fathom consulting)的公司,他们估计中国2016年的实际失业率在15%;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的估计是:2005-2012年中国城镇的平均失业率在8.5%。也是远远高于政府的数字。

按低的数字来算估算,假如15-24岁的人口失业率是这个整体失业率的三倍,中国也有至少1/4的青年处于失业状态。如果考虑到另外两个因素,中国青年失业的情况就更可怕,一是地区的不平衡:像沈阳这种衰落的工业城市失业率高于其他地方,有朋友告诉我,沈阳的失业率怎么也有20%,那沈阳市的青年本地失业率高达6、7成,那基本上这个地方就没有给青年发展的机会了。第二是青年的相对贫困更严重,因为青年就业机会都集中在大城市,大城市房价的上涨迅速,导致青年的生活品质也严重恶化。

说到这插一句,有朋友给我留言说,你有几期节目谈房是产税,和我们这些吊丝关系也不大,加不加房产税我们也买不起房,我说你还别真的以为和你没关系。加房地产税以后,有多套住房的人不是把自己居住之外的房产用于出租了吗,他们很可能用提高租金的方式来转移这部分税负到租客身上,加房地产税是增加资产的持有成本,会拉动租金的上涨。如果你是在大城市租房居住的青年,能说对你没影响吗?

因此中国青年的失业率、和青年贫困状况很可能已经达到了、甚至超过了伊朗鸡蛋革命、中东茉莉花革命前的状况,更是远远严重于台湾和香港学运前的状况。

但是中国的青年很淡定,没有像世界其他地方的青年那样要求改变社会。所以我们对很多九零后青年的观念是不准确的,很多人认为从八零后到九零后这两代人都娇生惯养,吃苦能力差、承受能力差。事实上他们逆来顺受的能力一点都不输与他们的父辈,对于自己艰苦处境的那种无声地承负、不加质疑也不输与他们的父辈。

这当然与这一代青年的成长环境有关,与他们的眼界、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深度都有关系;同时也与父辈对他们的教育有关:过好自己的日子、不要太多关心别人的不幸遭遇、凡事都别扎堆、不要碰政治、不要和政府对着干。

同时五毛党现象也是其他国家的青年群体中所看不到的。五毛中的相当比例就是青年失业者,当其他国家的青年为自己的贫困和艰难而质疑社会,要求改变的时候,五毛们却安于自己的半失业状态,因为这点收入仅仅是比完全失业好一点;同时他们却在为这个造成他们艰难处境的环境辩护,很奇葩吧、很精分、很难以理解吧。

曾经有人总结了若干引导舆论的套路,有一招让我特别惊奇,叫做吊丝励志型。就是当有人在网上抱怨工作不好找、收入低、交不起女朋友的时候,马上就有青年成功人士现身,说我和你一样是大学刚毕业,可是现在月收入过万了;刚毕业心仪的女神就成了我的女友,我们现在在商量结婚买房了,所以你的不成功是因为你不够努力,你看我的条件还不如你呢,可为什么我就这么成功呢,是因为我心里没那么多负能量,我积极乐观地工作,对国家和社会的前途充满信任。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我的前程花团锦绣。

当同为吊丝的网评员在键盘上敲出这一串串美好人生语句的时候,是怎么个心理状态呢?这是我非常好奇的。

总体上来讲,中国青年的物质生活处境和伊朗青年接近,但精神状态显然有很大差距。

中国和伊朗社会条件的差异前面还提到两个,一是持续的经济困难,伊朗从70年代末伊斯兰革命以来一处于美国的制裁中;80年代经过了残酷的两伊战争;其后又有发展核武器、导弹带来的制裁,民生长期艰难。本来和西方达成核协议之后,制裁缓解,又可以恢复出口石油,是国家复苏的转机,结果又和沙特为争夺地区影响力死磕。这俩哥们一较上劲,就不能在原油减产上同步行动,那对于维持油价就不利,结果缓解了制裁,伊朗的民生也没有显著的改善,伊朗人是一次又一次失望,忍无可忍。

再一个因素是伊朗统治集团保守派和改革派的互相掣肘,改革派也需要民意的好感来对抗保守派,所以在镇压抗议上就相对犹豫克制。现政府算改革派,本来统治集团内就没有强到那种程度,如果镇压得猛了,被政治对手抓住把柄,以后用这个罪名来治你,你也吃不了兜着走,现任总统鲁哈尼也得防着这一招。伊朗的政治生态是:民众还可以投票选总统、选议会、选负责宗教权力的专家委员会,虽然是相当不充分的民主,它政治体制的竞争性比中共要强很多。

总结今天的话题,伊朗和中国发生社会变革的条件,有最大可比性的就是青年失业和青年贫困,但这只是物质条件上的相似,两国青年在精神状态上有巨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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